摘要 评价一个产业政策的标准,并不是挣钱,而是产业具有明显的外溢性。第一类是攻关基础性和共性的关键技术。第二类是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未来科技。如何评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老师...
评价一个产业政策的标准,并不是挣钱,而是产业具有明显的外溢性。第一类是攻关基础性和共性的关键技术。第二类是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未来科技。
如何评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老师的产业政策“世纪之辩”,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界的讨论范围,成为了全国热点话题,林、张二人的学术争论核心在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本质在辨析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本人从事产业政策和规划的相关工作,2016年届赛迪学术年会将产业政策有效性列为讨论主题,本文抛砖引玉,希望能够为讨论提供一些想法。一是国家是否有必要制定产业政策?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从交易费用概念出发,来解释企业存在的根源和边界,科斯认为市场运行存在着成本,主要包括价格搜寻成本、市场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等,若市场安排协调资源的费用超过了企业内部管理资源的费用,企业内部管理的资源配置就是十分必要,凭借该学术成就,科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在众多企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战略目标和管理方法。同理,在劳动分工、政治认可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要想有所追求,不随波逐流,避免“8亿件衬衣换一架空客飞机”的生存窘境,就要像企业一样为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奋斗,结合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挖掘本国的优势资源,才能够以更加伟岸的身姿, 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是产业政策的追求目标是什么?
在商海战斗中,大部分企业只能取得平均利润,而有的企业突飞猛进,成为本行业和领域的翘楚,因为企业制定了适合市场的战略目标,调动全公司资源集中攻关,而实现了其产品市场价值(美誉度、占有率等),最终实现了企业的盈利。
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其终极目的是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发挥本国资源要素禀赋优势,鼓励或者抑制某些活动,通过制定政策措施,推动特定产业发展。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已经培养出来的制造业世界级产品,都与产业扶持密切相关,比如高铁、核电、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这些行业已经深刻影响到全国人们的经济生活。
评价一个产业政策的标准,并不是挣钱,而是产业具有明显的外溢性。一个产业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即便没有投资收益,国家也应该投资。如涉及国家和产业安全的空间利用技术,长期以来,美国GPS垄断着全球卫星导航市场,经过十多年的持续扶持,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BDS)已经在全球空间开发阵营占据一席之地,若没有北斗这样的产品,GPS的盈利性将成百倍的放大,比如提高我们每个人年手机里的GPS芯片授权价格。当前北斗产业兴起,带动产业链的上游天线、芯片、软件等行业,下游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从国防扩张到航空航天、农业、地质等众多领域。这种基础应用规模的投入,应该说只有依靠国家产业政策来投资和扶持。
第一类是攻关基础性和共性的关键技术。基础共性技术是制约一个国家竞争力的瓶颈。比如,在制造业领域,模具、数控车床等工业基础能力制约中国工业质量。2016年1月份,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比如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因此,加快提升工业基础能力,推进工业强基,是增强中国工业核心竞争力的迫切任务,工业强基项目(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简称工业“四基”)成为了产业政策重点攻关的技术方向。
第二类是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未来科技。在对诸多产业政策的批评中,质疑主要集中在政府对未来科技创新的支持,由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支持未来科技进步的产业政策,在支持方向、到实施主体、再到实施效果,都具有高风险性。比如,人们虽然对能源的利用革命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光伏和光热的应用模式、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等重大科技问题上认识还不统一,在模糊阶段国家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就要承受产业发展轨迹不确定而带来的政策风险。
三是如何实现产业政策的经不念歪?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们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怀疑,在于有个别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当前,对产业政策是否有必要的争论,其弦外之意和当务之急,是要建立我国产业政策的评估工作。
我国每一年都制定了大量的产业政策,耗费大量的资源,土地、人才、要素等,在每届政府上台后,都要制定了大量的产业政策,每个产业都有一箩筐的产业政策文件,从每个五年规划到实施细则,再到具体支持政策文件,这都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对产业政策缺少一定的反思。各项产业政策都分析了该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出台各项措施,政策便执行下去,但五年或十年后,政策执行的怎么样,起到了什么效果,是否有副作用,这些反思也只在民间零星存在。而随着政府换届,领导更替,将开展新一轮的产业扶持,或者推倒重来,或者弃之不用,很少对已经执行了的政策进行完整的评估。
本质上,对于产业政策的怀疑,是对政府的监督,更是对政府的激励,要求政府如何更加科学地制定产业政策。这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不仅要简政放权,还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吸收行业人士的意见,充分接受媒体监督,打开产业政策制定的黑箱子,评估该领域已经实施的产业政策的功与过,总结经验教训,吸取好的工作方法。
因此,产业政策要在制定过程中的公开和执行过程中的透明,还要有评估环节,实现政策有效性评估中的客观和连贯,通过产业政策执行的中期评估和若干年后的最终执行效果评估,为未来的产业政策实施积累经验。
(本文作者介绍:赛迪智库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