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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升级，速度之快，令人瞩目，操作之猛，前所未有。从2018年的贸易战，到新冠疫情污名化，美国动用全部国家力量，开始了扼杀中国的世纪大战。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将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如同这几天发生在华为身上的事情一样，中国制造将不得不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封锁、遏制和脱钩。

正如毛泽东主席说的，不破不立。今天就是中国制造业，凤凰涅槃进入新的境界的开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制造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经验，无需跟着别人的意图转，但在強调自身战略定力的同时，也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情况，以使自身获取后来居上的战略优势。从有代表性美国企业调整投资方向，开始撤离中国，其每一步行动都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借鉴，展示了机遇。

长期以来，有一派天真的想法，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完全脱钩，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相互彼此融合如此之深，脱钩是不可能的；或者脱钩没有那样简单，既使要脱钩，也需要较长时间。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理论上看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贸关系越深入，双方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就越低。这是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判断，并为各界广为接受。芝加哥学派在此似乎有意忽略了政府的另外一个功能，即不以常理出牌的极端民粹主义未必认可传统经济学常识。其悖论就是如果一国对另一个国准备以超出正常经贸关系的方式取得优势地位，那么就应该从经济的联系上，首先开始减少接触和降低相关联系及避免相互依存。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阶段，即2018年美国已经在促使美企与中国脱钩。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之初，已明确提出中国的企业只能和美国做等距离追赶，彼时美国已认识到，中国经济由于对外开放，会有长足进步。但是，美国也坚定的相信凭借自身的创新优势与经济实力，有能力使中国对美国的追赶成为一种50年等距离的无法超越的现象。但40年过后，美国发现这种等距离追赶已经被中方破除。起码目前中美之间的距离，已经从美方认为的美中相差50年变成了30年甚至20年。这是美方不得不全面转变对华政策的初衷。中国制造业即这一战略转变的牺牲品，也是最先受到冲击的领域。

最近数周，关于中国制造业和供应链问题的讨论甚为热烈。因为在于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影响下，对中国制造业的下一步，各方又有了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尤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全方位扼杀中国，将全面断绝中美所有关系作为一种国策选项的前提下，中美脱钩不仅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正在超出人们预料的快速向脱钩方向发展。

中国制造是一个巨大的议题，究其原因无外乎涵盖的范围极为宽泛，制造业本身涉及中高低端制造，制造产品的市场，是在中国还是中国以外地区，不同行业的制造业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依赖程度各有千秋，各不相同的供应链及行业特征亦千差万别，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有助于从制造业的角度，以全新视角分析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与挑战。

美国在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的同时，要求美国制造业将尽可能转移回美国。为此，美国政府不惜以行政命令的手段为美企在华经营制造障碍和麻烦，使美企迫于不正常的经贸环境和经营风险而离开中国。同时，很快开始了第二波操作，即切断供应链，除找好替代中国的制造基地外，开始用更多行政手段干预公司在华经营企业和中国制造与美国的联系，如华为芯片采购。

美方的这一操作，使那些对中美关系仍然抱有善意，认为脱钩不太可能的天真派大跌眼镜。因为如此操作，完全违反市场规律和经济原理。作为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傲的美国，很难有人相信美国政府会逆向操作，去做违反经济规律的事，更何况也从长远看并不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只因为大家都认为，美国政府不可能违背经济规律和原则操作中美经贸关系，才有天真派认为中美脱钩不现实，这一博奕结果令人关注。

关于美国的反其道而行之的作法，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提出的双输理论是最好的佐证，即：美国人民为贸易战所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中国将在贸易战中受到更大打击，以今天美国在贸易战中的损失换取強大美国全球霸主地位更是值得的。这一双输理论，证明了美国会以超出经济规律的手段打击中国，遏制中国发展。因此，阻断双方的经贸往来，强迫企业脱钩，都是这些努力的一部分。

中美经济脱钩，在第一波操作下，不少美国企业由于人力成本等各种原因，对撤离采取拖拉和观望，但很快发现与难以承受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如切断金融通道，停发许可证等等相比，远离危险的美中关系既使代价再大也是必要的。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焉可等闲视之。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美企不可使自己处于中美关系危情之下，先撤的就是有远见之举。站在美企角度看，撤离有点无奈但也可以理解。于是许多公司从今年开始考虑撤出中国，寻找在中国之外的生产基地。美企加快了脚步。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即使制造业不能完全回到美国，撤离中国已经胜利了一半。无论美国经济和企业因此受到何种损失，根据双输理论，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山姆大叔的全球霸主地位所作所为全部有其合法性，各界必须承受这种牺牲。

美国《外交政策》新一期载文指出，如果说对中国深化经济关系的价值过去还只是令人十分怀疑，那么新冠疫情已经将这种和北京脱钩的愿望推向了极端。很早就发现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关闭，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再次困扰全球经济，并在整个亚洲欧洲和北美产生了连锁反应。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贸易政策专家道格拉斯欧文指出，对于脱钩，当经济活动处于高水平和失业率处于低水平时，如果想实现脱钩会很痛苦。但现在一切都形同乱麻，从某种意义上说撤退更容易了。这种人为的收缩使人们更容易不再回到过去的状态。

美国《外交政策》在新一期的文章里还指出，特朗普政府利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包括中国商品在内的卖国商品征收关税，以迫使供应商搬迁他们的工厂。美国也可以使用更强大的工具如国防生产法案和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允许政府命令私营部门做出一些违反经济规律的事。美国政府官员和立法机构希望，一系列目前发生的事情将有助于推动企业改变过去在华的经营方式。企业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的政治和声誉风险。几位政府官员表示他们与一些公司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这些领导人表示愿意承受短期财务打击并从中国撤资。可以看到美国企业从中国的撤离从第一阶段的不情愿，到义无反顾从中国撤离。最佳范例就是美国一家《財富》500强制造企业在这几年中的所作所为。

中美贸易战初期，该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受到影响，开始寻找在马来西亚、印度等地的备用生产基地，并开始尝试在这些地方生产。但这些地方虽然可能由于劳动力便宜，对生产型企业具有某种吸引力，但供应链所涉及的其他问题包括交通运输，风俗习惯，员工素质等等，都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得不考虑暂缓搬迁。同时这家企业的很多客户在美国，他们迫于政府压力，也在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考虑撤离中国。在不情愿的情形下这些客户要求该公司在马来西亚或印度设厂，或开始对设厂做前期准备，或设立备用基地但并没有真正生产，只做了相应的计划安排。在现阶段情形下，该公司的美国客户，已明确要求这家美国制造企业把其在中国的生产线迁往马来西亚。

一年前该美国制造型企业的业务利润一半在中国。经过一年调整，目前中国业务只占其全球业务1/3，利润等等也同比下降。不仅关闭了在中国的部分生产能力，解雇了大批中国当地员工，该公司也明确不会再向中国投资或扩大其生产能力。

相比较中低端制造业，美国政府也在鼓励其迁回美国。

对中低端制造业，美国则相对温和。如专门给沃尔玛等大型超市提供纸质用品的制造型企业，沃尔玛采购部门明确提出，如果生产能够转回美国，使这类纸制品标有Made in USA，则可以在采购时给更多折扣，甚至把订单从12个月变成18个月，这类更具吸引力的采购条款，无疑使制造业回归美国更具吸引力。所幸，因为这类低端制造业并不涉及高精尖技术，美国政府的做法相对理智。但这冾冾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及企业界将制造迁回美国的决心。而这一决心则在过去相当时间里被中国低估。

相对于制造业，人们普遍认为金融机构不是撤离中国，而是纷纷来华开新公司，准备在刚刚开放的金融市场大展拳脚，分得一块蛋糕。

但实际情况是，这些金融企业也在过去几年里，遭受了同样的心理折磨和经历了崎岖的回归美国之路。大型金融机构往往有庞大后台支持，不少设在中国。这些部门不仅雇有大批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同时也有相当多技术设备投入。在中美关系正常的年代，这类后台服务部门在华设立分支相当普遍。中美紧张关系后，这类金融企业的客户，明确要求不得让中国员工处理他们的资管帐号，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也不得不考虑将后台支持部门撤出中国，可又长期苦于没有合适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安置运营中心。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的公司考虑搬回美国本土时，在美国本地招募员工时发现，一些应聘者因毒品等原因，竟然连公司基本健康要求都不能达到，情形令人嘘唏。然而，美国对华脱钩的强硬立场，使这些企业不得不寻求再往爱尔兰或印度等地寻找合适的代替，如此做法其实对企业仍然是相当痛苦的决定，但为减少非经营造成的损失，这一类企业的后台运营不得不从中国撤出。这既反应了中美脱钩的普遍存在，也可看出这类脱钩对企业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时有过一篇宏论《别了，司徒雷登》，文称“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都是值得庆祝的”。今天的情形是，特朗普们的脱钩宣言来了，部分美国企业走了。中国的制造业有了新机遇，也是值得铭记的。

中国制造业在上述美资企业撤离中国后，是否能抓住机遇，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以上提到的美国制造型企业的撤离，有无可能使中国制造填补其空缺？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困扰中国制造业的难题。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高，质量差，造成客户愿意向西方企业购买质量好，价格又相对便宜的产品。最佳例证即芯片。其实中国并非不能造出芯片，但质量和价格在一开始得不到客户认可，很快被西方企业占领了市场，导致中国芯片企业难有大规模的生产，也缺少资金作进一步投入，恶性循环导致今天中国芯片和西方产生了较大差距。因此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提高管理和提高质量。过去，中国制造业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产品我们也可以做，但是质量不行，价格又昂贵，自然在市场上被边缘化。今天如果下功夫在管理和质量上作出改善，埋头苦干，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局面应该可以得到全面改善。

因此，所有操作的前题是，中国制造的管理和质量能够说服客户在美企撤离后继续合作，而非一走了之。以之前提到的这家美资制造企业为例。国内外客户之所以在这家制造厂商下单，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管理水平、产品质量都居于同行业前列。如中国制造不能提供同等高质量产品，则客户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开。

如比亚迪等国内制造厂商能够生产出同质量的产品，那么必然可以填补美企撤离留下的空白。无论是苹果还是小米的代工业务，都不会随着美企离开中国。根本问题还在于需要大规模的提高中国制造的管理水平，工人的生产技能，从而确保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能够更上一个台阶。

其二，从政府到企业，都应下定决心，花大力气，培养产业技术工人。

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可贵的人力资源支持。今天，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也对今后的人力资源质量提出更高要求。高质量人力资源可抵消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据澎湃新闻报道，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的人次可达3100万以上，高职院校的扩招达两百万人。说明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培训人口基数，可以为中国制造业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持。

制造业面临的产业升级，使我们的企业对有技能的产业工人的需求正在增加。从最近几年的春节后企业招工情况来看，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在招收工人时要求越来越高，合格的产业工人严重不足。企业面临招工难的情况还在持续，并成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大考。这也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有培训能力的教育机构，都应该重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加大投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产业工人素质，为中国制造的腾飞提供可靠的高质量人力资源支撑。

其三，中国制造保持自己的创新能力，在保护知识产权，重视创新上下大力气，花真功夫。

否则不仅只能够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更重要的是会被别人落得更远。从历史上看许多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习惯于抄近道，赚快钱。长此以往使中国制造质量平平，在中低端徘徊，虽然近几年来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觉醒，但是在这次部分美国制造企业撤离中，中国制造才进一步发现根本问题仍然还是在产品质量上，在创新能力上，难以支持到针锋相对的竞争。虽然中国制造正在遂步走出质次价低的怪圈，但这并没有形成整体趋势的改变，中国制造业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仅举北欧小国的制造业为例，就可以看出创新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如何使其在制造业方面保持特别优势的。如传统工业管线，他们的产品更耐用更智能。一条普通管线，加上传感器使其成为高附加值产品。这类创新值得中国的制造业借鉴。

当然，中国过去的整体社会经济水平也限制了客户对产品质量和创新的更高想像，更多的是对价格的敏感而不是对更高的质量需求。现在我们不仅要破除高质量即意味高价格的误区，更重要的是使创新融入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制造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