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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春节前夕，四川新津县一个普通家庭，32岁的男主人刘永行因为4岁的儿子想吃肉发愁。
       想到一年到头没给儿子买过什么，刘永行咬咬牙拿出了原本是节后重返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的2块多钱的学费，到集市上买了一只鹅，准备杀了吃。儿子牵着鹅到池塘边玩，绳断了，鹅走了，找了大半个县城也没找到。
       为了过年，刘永行第一次到集市上摆摊，修无线电。两年后，在国家科技兴农的号召下，他们四兄弟决定辞去公职，到农村建良种鸡场。
       刘永行的父亲刘大镛1938年加入共产党，后来按组织要求打入国民党内部，但由于单线联系人1941年突然去世，这段历史就成了“问题”。一家人在“文革”中备受坎坷。因此，刘氏兄弟创业时，非常重视政治上的正确。
       碰巧，1982年4月政府决定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中纪委派出154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到年底，全国揭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16.4万多件，依法判刑的近3万人，追缴赃款（含赃物折合部分）3.2亿多元。在私营经济的发源地温州，八个有代表性的老板，叫做“八大王”的，被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有的收审关押，有的“畏罪”潜逃。直到1983年中央1号文件颁布，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八大王”才有的无罪释放，有的取保候审，逃在外的也大胆回家了。
       下令批捕“八大王”、后来又为“八大王”平反的人叫袁芳烈，他曾任温州市委书记，后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十多年后他到温州出差，特地和“八大王”之一的郑元忠聊了3个小时，他说：“你们给我上了改革最初最深刻的一课。”
       回到刘氏兄弟创业的关键时刻。为确保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1983年春，刘永行的三弟跑到新津县城，找到县委书记钟光林，问，辞职回乡创业，“要不要得？”
       钟光林说，“没啥子问题嘛！”他加了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创业很艰辛，很成功，刘氏兄弟一开始还坚持了一个原则，“只走前门，绝不行贿”。
       尽管行的端走的正，但1990年前后私营企业遭遇的危机中，新问题又出来了。
       在始于1988年的治理整顿中，政府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不能经营41种重要生产资料和36种紧俏耐用消费品，缩小了其经营范围；政府加大了整顿公司的力度，严格对公司的审批，使个体私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变得困难；和国有集体企业相比，私营企业贷款难度也加大了，1988年集体商业企业三个月以上的贷款利率为7.92%，私营企业为8.7%，还要提供担保；1989年的“9号文”指出，私营经济中存在剥削，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税收大检查中，一些个体工商业、私营企业被过重地惩罚，群众说他们是“上半年戴花，下半年带枷”；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则直接加重了个体私营工商业的负担。
       1988年，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452.7万户，1999年下降了14.15%；1989年个体工商户歇业达319.6万户；1988年底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有22.5万户，1990年下降到不足10万户。
       1990年前后，刘氏兄弟创办的希望饲料公司的竞争对手、国营的饲料厂，贴出了“坚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标语。税务局到“希望”查税，还有人说他们雇工100多人是剥削，应当关掉。而事实上，1988年7月1日起施行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已经明确“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由于压力太大，1990年初，刘氏兄弟通宵斟酌后签了一份捐赠书，拿给县委书记钟广林，要把七八年积累的2000万资产的企业无偿捐赠国家。钟广林说：“饲料厂是你们一手创办起来的好企业，我看谁也拿不走，国家不会不保护这样的企业。至于你们的顾虑和要求，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我们要开会，县委、县政府会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四川。1989年，浙江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的厂长、26岁的千万富翁李书福，突然感到了一种“人人喊打”的味道。1989年6月，政府对电冰箱行业实行定点生产，民营背景、戴着乡镇企业“红帽子”的“北极花”没有列入定点名单。李书福恐慌无比，匆忙将年销售额4000多万元的冰箱厂捐给乡政府，一个人跑到深圳读书去了。在江苏宜兴，“远东电缆”的蒋锡培也被吓住了，他找到政府，要把自己的企业送出去。在广东、福建，则有不少私营企业主选择了携款到海外去。
       1990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政策调整，个体私营经济开始恢复。庆祝建国40周年的讲话提出，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1991年4月15日，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可以告诉大家，你们不是三等公民，个体经济不是发展多了，而是还不够，要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的适当发展。”1991年，政府发布《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严重影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三乱现象。
       刘氏兄弟到今天都忘不了1990年钟广林最后给他们的答复：“国家不缺这点钱，而且国有的企业多得很，你们创下的企业还是归你们所有，由你们经营。希望饲料公司在你们手里可以比交给国家经营得更好，增值更快，于国于民都更有利。”他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一直走在大路上。四兄弟花开四朵，绽放无限精彩。
       在严格家教中熏陶出来的刘永行四兄弟，三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创业前分别在成都906厂计算机所、新津县教育局、新津县农业局和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工作。在当时，这样的创业者素质是很高的。他们持续发展至今，和自身素质、家教规范都是分不开的。
       创业者千千万万，有些文化素质不够高，能不能给他们也吃上一颗定心丸呢？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傻子瓜子”创始人、有“中国第一商贩”之称的年广九。给刘氏兄弟吃定心丸的是县委书记，给年广九吃定心丸的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年广久生于1937年，安徽怀远人，解放前随父逃荒要饭到芜湖定居。父亲摆摊经营水果，年广九自幼也肩搭秤杆，在街头叫卖，并在父亲去世后独撑摊档。由于经营中坚持先尝后买、不满意不要钱、甚至够秤了还多拿一个苹果给顾客，邻摊同行纷纷说他“傻”，喊他“小傻子”。
       上世纪60年代，年广久的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他还贩卖板栗，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清查。1963年，他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72年遇到水果小年，年广九就学炒瓜子，偷偷摸摸地坚持，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干到第二天凌晨几点才睡觉，7点钟左右又起来把瓜子分包，中午人们下班时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下班时再卖。
       改革开放后，年广九的小作坊很快发展成100多人的工厂，他也成了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社会上风传他“钞票多得发了霉，在自家院子里晒钞票”。1980年农历年过年前，芜湖市工商局准备去抓他，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幸好分管财贸的副省长胡坦到芜湖视察时说，“年关快到了，不要把小商小贩搞得哭哭啼啼的，过年都不安稳。”
       时任安徽省农委主任的周曰礼接到芜湖农委的汇报，派人前去调查，报告上交给国家农委主任杜润生，他又呈送给邓小平。邓小平说：“这些问题刚刚开始，我们不要匆忙，不要急于下结论要看一看，”“就那么几个人，搞资本主义再把他拉回来就是。”于是，政府对私营经济采取了“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观察态度。
       1983年底，年广久雇工是剥削的问题又反映到上面，安徽省委调查后写了个报告上报中央。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当时在和国营瓜子企业竞争中，年广九采取了降价的方式。他的逻辑是，降价后生意好了，可以让炉子炒个不停。如果十天八天不炒，煤就浪费了。生意好了，工人天天有活干，积极性也就高了。他对媒体说：“我天天炒赚多少，不炒赚多少，我不知道吗？”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在全国率先搞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2月5日推出当天仅芜湖市场销量就有6万斤，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络绎不绝。但3月6日，政府工作人员到年广九的办公室，将一份《禁止借有奖销售为名推销残次商品》的文件放到他面前，年广久措手不及，遭遇重创，1987年底又因涉嫌贪污被立案侦查。
       “厂子是我投资的，账目上的钱都是我的，我哪里是贪污呢？”实际的原因是1984年，年广九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要和一个集体的、或者有正式合法经营能力的单位联营，“戴红帽子”，但后来关系不和，不欢而散。“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
       年广九被羁押了近三年，贪污罪无法成立，最后在1991年被以流氓罪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又一次谈到“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此后年广久重出江湖。
       曾任芜湖市委书记的金庭柏评价说，年广九是“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他在改革初期功不可没的，是一种创新，他敢于降价敢于冒险，能把瓜子越做越大。作为个体作坊生产，他已经做到了极致。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文化的局限性就决定了他法制观念的局限性，所以他会坐牢，他不善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另一个方面，他的现代公司意识，法人治理结构意识是没有的，瓜子膨胀到几百万、几千万斤，流动到全国，在各个地方建立了许多协作厂，建立了基地，这个情况下，他无法驾驭这个局面。”
       作为中国最有名的个体户，年广九被邓小平三次点名保护。他说，“人的命运靠政策，有政策，我的命运还是好的”，“强大的个体户能救活市场，经济搞活了，货币来得快，国家才兴旺、发展”。有趣的是，他认为“社会主义在个体户那里”，因为“你到大饭馆吃菜，小师傅炒；你到小饭馆吃菜，它是老师傅炒的，看着是不气派，但是菜爽口，价格便宜，质量又好。你到国营饭店去吃饭，又贵又不好吃。国营是大锅饭。私人是求生活，看牌子，才能搞好生活来源。（个体户）他没有靠山啊。国营有政府靠山啊。”
       年广九的认识未必都准确，但他说出了一个大道理，就是社会主义（也）在个体户那里。个体户也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国企领导人要改革创新，打破旧观念和旧机制，当然也需要吃定心丸（如当年的步鑫生、马胜利），但国企本身是不需要考虑正确性的；而私企民企要长治久安，不仅企业主本身不能出大问题，所有制形式要获得政治上的肯定，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社会的认可，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没有始于邓小平的创见和坚持，不会有“两个毫不动摇”给中国带来的勃勃生机。
       上周在上海，和一家民企创始人交流，他们服务于能源行业，是海洋工程领域的技术与服务提供商，国家也非常重视。他说想把企业交给国家，也给领导人写过信。我说，我猜领导的回答是，把企业留在你们手里能创造出更高的效率和价值，对国家的作用更大。他说，是的。
       为什么如此出色的民企也有一种不安感呢？不同民企有不同情况，具体到这家企业，创始人的压力主要是，和国企打交道低人一等，似乎国企就是给国家做事，私企就是为私人挣钱；财富太显眼怕议论；不知道财富在企业内如何合理分配，等等。
       正是这次交流，促使我思考定心丸的问题。当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很多企业家累积了巨大财富时，如果他们内心深处还存在不安、疑虑、焦灼，这就是一个必须直面的挑战。
       中央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
       什么是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什么是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怎么把握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就要“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由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基本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新的阶段性特征不是不发展，而是要更好发展，更全面发展，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去发展。只要符合这样的方向，只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走健康之路，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具体到民企来说，去年全国两会，中央领导看望出席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了“三个没有变”，“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人民日报》去年3月5日评论员文章指出，“非公经济创造了超过60%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的社会就业，超过65%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67%的对外直接投资，面对如此成就，有什么理由要去改变现行政策？”
       ……
       人人都需要一颗定心丸。定心丸不是靠什么背景、或者有什么颜色获得的，只要拥护党的基本路线，诚信经营，守法经营，人人都应该过得太平，干得有劲，睡得安枕。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根本上要靠企业不断提高效率、提高创新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坚持多种所有制并存和竞争，坚持市场化、现代化方向，完善产权保护等激励性的制度，才能确保企业有动力、有压力不断去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让中国经济不仅规模大起来，而且竞争力强起来。
       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定心丸来自对大环境和自己两方面都充满信心。郭广昌2014年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人是需要相信一点什么的》，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谈了他对民企发展的看法。
       一方面，“你要相信你这个企业只要自己没有犯错误，没有乱来，政府不会整你。很多人不信这一点，我们是信的。很多人跟我说，企业做得再好，政府要整你，要你死是很容易。我当时就问他一句话，我做得好好的，政府为什么要让我死？这跟改革开放的价值观不一致啊。所以从大的方向上我一是相信中国的未来经济看好，二是相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第二个方面，“对自己的企业，不管人家说什么，你对自己的企业健不健康要清楚：你有没有生癌症？如果你本身有癌症了，你说体检能帮忙吗？化疗能帮忙吗？都帮不了你的忙。你之前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不该有的决策，注定你要死亡，有的时候只是死亡期延缓了而已。”
       可见民企的定心丸，一方面要靠从政府到社会的关切和支持，一方面也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自己身强体健。郭广昌当时说：“在技巧层面的很多事情非常好做，但是如果你恰恰是基本价值观和原则上走错了，这是癌症，这是救不了的。”
       天助自助者。天助，是说我们的整个社会要相信蕴含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能动性，相信通过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人民福祉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永远往前走，永远不动摇；自助，是说每个经济主体，不管是哪种类型，都能恪守诚信，自强不息，公平竞赛，优胜劣汰。每个人的定心丸，既靠外部的环境和制度的优化，同时也掌握在自己手里。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