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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分工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成长为全球制造生产基地。2012年，我国制造业收入超过90万亿元，制造业实现工业增加值近20万亿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五分之一，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然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如何呢？制造业出口中是否隐含较高的国内增加值呢？未来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如何进一步转型升级呢？由中国地质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策略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制造业出口深度看
       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国内增加值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2011年，我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国内增加值比重为76%，世界平均水平为69%，我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我国制造业出口隐含国外增加值比重为18%，世界平均水平为23%，我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表明相较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显现出较强的增加值获取能力。

       但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国内增加值比重略低。2011年，美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国内增加值比重为79%，日本为81%，均高于我国。这表明与美、日相比，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获取能力仍有待提高。不过有意思的是，欧盟成员国中的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均较低，其主要原因是高度一体化的欧盟内部贸易较为发达。此外，相较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我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国内增加值比重明显更高。总之，从横向比较来看，尽管相较美、日等国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仍有待提高，但是相较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相较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我国制造业已经显现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较强的增加值获取能力。

       再从纵向比较来看，随着更广泛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我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先降后升。1995年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国内增加值比重为82%，到2006年下降到71%，特别是2002年后我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下降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加入WTO，更为广泛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更广泛地使用全球中间品生产出口产品，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外增加值比重提高，国内增加值比重降低。2006年后我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明显提高，由2006年的71%上升至2011年的76%，表明在消解加入WTO带来的不利影响后，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提高。

       不同行业各具特点
       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较高，且近年来呈现稳步提高的特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包括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业、纺织品与纺织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鞋类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其他制造业及废弃资源和旧材料回收加工等。

       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不仅获取了较高的国内增加值，同时出口中隐含国内增加值的比重也较高。2011年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达374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国内增加值的比重为86%，与美国持平，仅低于日本1个百分点，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也显著高于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这表明，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已经具有较高的增加值获取能力。而从纵向比较来看，一方面，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总量快速增长，由1998年的582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744亿美元；另一方面，1998年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国内增加值的比重呈现先降后升的特点。1998年我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比重为87%，后逐渐下降到2004年的81%，其后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2011年达到86%，表明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有所提升。

       导致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服装等行业国际代工发展较快，随着国际代工的快速发展，相关行业更广泛地使用国外中间产品，导致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降低。而近年来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稳步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服装等行业等产业逐步由国际代工等转型升级到自主品牌生产，由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同时，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总体较低，且近年来有所下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尽管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总量较大，2011年达3757亿美元，仅居德国、美国之后，但是，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相对较低，2011年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DVA比例为75%，不仅低于日本的87%、美国的85%、德国的79%，也略低于印度的77%，表明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增加值获取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纵向比较来看，尽管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总量呈现较快增长，由1995年的37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757亿美元，但是，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DVA比例呈现降低趋势，1995年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DVA比例为84%，2011年下降到75%。这一方面固然与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更加广泛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大量使用国外中间产品等有关，但是也表明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没有显著提高。

       应当看到，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总体较低，且近年来亦呈下降趋势。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包括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尽管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总量较大，2011年达到578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但是，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DVA比例较低，2011年为71%，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显著低于日本84%、美国82%、德国76%的水平，表明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仍较低。

       为了进一步反映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获取能力，以中美之间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贸易情况为例进一步分析。以贸易总值衡量，中美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的双边贸易是近年来所有部门间双边贸易总值中最大的，2011年已达2120亿美元，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1769亿美元，而美国向中国出口351亿美元，相差超过4倍。但是，如果将总出口拆分为最终品出口和中间品出口两类，可以看到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产品大部分为最终品，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则以中间品为主。2011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产品中最终品出口总值1042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58.9%，中间品价值728亿美元，占41.1%；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产品中最终品出口总值106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30.2%，中间品价值245亿美元，占69.8%。这反映了中美两国在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中国主要通过组装等方式生产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最终产品，而美国主要供应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中间产品。

       进一步将中美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贸易总值分解为DVA、FVA、RDV和PDC。分解结果显示，在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美国和中国的出口有着非常不同的增加值结构。首先，2011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产品中DVA比例为81%，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产品中DVA比例为70%，可见中国向美国出口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产品中隐含的国内增加比重较低；其次，中国向美国出口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产品中FVA比例超过美国，2011年中国为26%，美国为8%，可见中国向美国出口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产品中隐含着大量的国外增加值，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产品中隐含的国外增加值比例较低；最后，中国向美国出口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产品中RDV比例微不足道，2011年仅为0.7%，而美国RDV比例较为显著，2011年为7%，这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在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全球生产链分工中所处位置的不同。由于美国主要从事产品设计和出口零部件生产，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位置，相当部分的美国出口增加值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返回国内并被美国消费者使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下游，很少有中国中间品出口的增加值通过进口返回国内。

       从纵向比较来看，一方面，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总量快速增长，由1995年的287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5784亿美元；但另一方面，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DVA比例没有明显提高，甚至有所下降，1995年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DVA比例为78%，2011年为71%，下降了7个百分点。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高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比重。为此，要将全球价值链嵌入整体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中，通过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和基建条件推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同时通过强化本地企业生产能力，尤其是通过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产业链升级实现我国企业升级，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获取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产业政策，加强对关键环节的支持。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部门优先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有利于加速追赶的步伐。但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发展、市场需要以及技术创新的方向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继续采用部门优先的产业政策容易导致系统性失误。同时，部门优先产业政策往往重视扶持所谓新兴产业，而忽视对传统产业的支持。而从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来看，劳动密集型等传统产业表现出较强的能力。因此，需要适当调整产业政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产业政策需要从注重部门转向注重支持关键环节。

       第三，构筑我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特点是跨国公司处于主导地位。联合国数据显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2010年美国商品进出口的大约2/3是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内完成的，日本商品和服务出口的93%与跨国公司有关。因此，在促进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