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9年10月,我从学校毕业当天就到“三磨”研究所报到,一干就是三十八年。我学的专业是磨料磨具制造与使用,分配到单位的第一个科室,也就是工作过的唯一科室——磨削研究室。回想38年...
1959年10月,我从学校毕业当天就到“三磨”研究所报到,一干就是三十八年。我学的专业是磨料磨具制造与使用,分配到单位的第一个科室,也就是工作过的唯一科室——磨削研究室。回想38年的历程,可谓酸甜苦辣样样都有,走南闯北见识多。在63年之前“三磨所”没有办公楼,没有宿舍,没有食堂。办公是借用二砂厂门口南边二层小楼北边楼梯旁拐角处的几间房子。当时全所就几十人,开全所大会,就在二楼拐角处,自己从办公室搬凳子围坐在一张乒乓球台周围。住宿,男的宿舍借住在二砂十号楼里,与二砂单身职工混合住在一起。吃饭在二砂一食堂,即现在的二砂洗浴位置。可以说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比较差。
磨削室的专业,与磨料厂、砂轮厂、机械厂、军工厂、轻工厂等使用关系密切,需要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行科学实验,这就时常要出差。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年在单位的时间和出差在外的时间基本上是相等的。在七十年代,当时交通条件很差,只有很少的火车,往上海去,只有从成都发往上海的火车,根本就没有卧铺票,座位票也没有。有时买了车票,车来了挤不上车,有的几个人一块出差,在门口挤不上,就从打开的窗车子往里边爬,站在车厢过道里。出差多有经验了,有时就预先带几张报纸或找一块塑料布,往长条凳子下一铺,就躺在下面过夜到上海,比站着舒服多了。如果到北京或其他地方给郑州留的有卧铺票,就需要头天下午到二七路火车票预售处排队买第二天开始卖的卧铺票,此预售处是当时郑州唯一的一个预售火车票地点。出差住宿有时也找不到旅社,很多旅社门口都挂着“客满”的牌子,有时就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或者夜间十二点后到附近浴池住澡堂子。这些事情,当时经常出差的都经历过。
66—68年金刚石砂轮选择与使用课题中对炎热与寒冷的体验,课题由严文浩同志负责,我是课题参加人之一。试验是在武汉机床厂切削试验室进行,我们住在机床厂单身宿舍,在最高的西面房间里,我住在门口双层床上铺靠西面墙处,我们在那里渡过了号称中国三大火炉之一武汉的两个夏天。当时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厂里为照顾职工每人发了一个竹椅,晚上可以把竹椅搬到楼下乘凉,天太热没法睡,有的把竹椅搬到河边去睡,我也去过,天亮才回宿舍。有的夜间到洗脸间用凉水冲两次,若不冲,一晚上身上汗不干,真正体验了武汉夏天火炉般的热。课题的生产试验是在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和第二工具厂进行,我一个人去了,恰逢寒冬,在那里试验一个多月,我在距第二工具厂较近的地方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里面没有暖气,是生炉子住的火炕,去厂里没有公共汽车,要走约二十分钟才能到厂,那里室内暖和室外很冷,可回来后两条腿就得了关节炎,到现在天一凉两腿就不舒服。最冷的一天是寒冬在南京调查时,恰逢下大雪又刮大风,老严我们俩住在南京一个小旅馆里,虽然俩人都加了一床被子(被子很薄),房间还透风,雪花顺门缝刮进房间里了,一晚上我们俩也没把被子暖热,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在这一课题中,老严教我如何写课题总结,如何独立做试验,老严也有收获,在那里找到了女朋友,成了家。
我还有坐飞机回郑州用火车票报销的事。那是七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机床厂磨研所科研室搞了四年的科研合作,项目是适应控制磨削,在上海的四年中,每年我要回郑州两三次,其中一次我已经提前五天买好了回郑州的卧铺票,离走还有两天时,“上机”科研室周主任找我谈,说上海机床厂接到上级通知要到河南南阳参加一个机床方面的重要会议,当时上海到郑州一星期飞机只有两班,厂里买到的机票最快一班比我的卧铺票还要晚到一天,主任说你能不能给吕师傅换一下票,你晚一天坐飞机走(当时坐飞机不要身份证),让吕师傅用你的票坐火车走?我说我坐飞机要领导批准才行,我回去没法报销。主任说那好办,吕师傅开完会,再把票换回来,你还用火车票去单位报销。就这样,我第一次坐飞机是用火车票报销的。
在那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十年中我有三点在记忆中难以忘去。1、我参加的革命造反派,在去市内开全市群众大会时,“三磨所”借的大卡车,因上的人太多,在碧沙岗拐弯时,车速快,离心力大,汽车挡板被拉开,多半人被拖下,我站在侧板处,在最下层,我的胳膊腿都受伤了,休息治疗了几个月才治好;2、我参加了专案组,进行了几个月的外调,东南西北如北京、沈阳、大连、青岛、上海、南京、桂林、广州、贵阳、昆明、西安等城市都去过,从上海到南京坐的是长江里的轮船,船上平稳,从青岛到上海坐的是海水轮船,在傍晚起海浪时,轮船摇摆激烈,像打秋千一样,有不少人吐了,有人难受得发誓再也不坐轮船了,我没有吐,但头有些晕。外调去了这么多地方,连同单位出差,全国有百分之七八十省会城市和旅游风景区都去过,这是难遇的机会,我碰上了;3、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挑起的群众斗群众中,磨削室有几个人被批斗,全所被逼自杀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人石宝康技师就是磨削室的,他与我在楼下小办公室相处过几年,他是上海人,大好人,就这么没了,四人帮的罪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磨削室是高学历与出人才最多的科室,先后有八个研究生和两个博士,研究生是李昌泽、苏玉华、严文浩、王文经、吴肇莹、耿直、朱峰、冯克明,博士是李昌泽、朱峰。磨削室也是出人才最多的科室,先后任所里副总、总师、副所长、所长的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钱维圭、李昌泽、严文浩、王文经、耿直、朱峰。任职位最多的是原磨削室主任的钱维圭,曾任副总、总师、副所长、所长四个职位都担任过,担任职位最高的是原磨削室主任李昌泽,任所里副总后直接调到省里去了,后又从省里调回老家四川省里任职。在三个所长(钱、严、朱)中,任所长时间最长的,使所里有巨大变化的那就是我们朱峰所长了。磨削室很多同志都获得了高级职称,我在这个集体中,得到了大家的帮助,培养和锻炼,从开始参加课题到独立完成课题,从负责一般课题到部级重点课题,从实践中在技术上、业务上得到了提高,曾先后在全国性五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93年获得了机械电子工业部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办授予的高级工程师职称。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磨削室的项目和人员也在不断变化,绝大部分都转向金刚石滚轮,复合片刀具,小锯片,立方氮化硼砂轮等超硬材料工具上了,它已发展到所内多个领域。
从这十多年的变化来看,西郊原来的十几个棉纺厂,印染厂,齿轮厂,电缆厂等工厂都先后破产,工人下岗失业。“三磨”所在以朱峰为代表的年轻领导班子带领下,生产基地扩大了许多,产品从国内销到了国外,产值从一千多万元到2012年达到两亿两千万元,产值提高了约二十多倍。想到这些可喜的变化,作为一名曾为它出过力,流过汗,吃过苦,受过累,陪它风风雨雨走过五十余年的一名退休老职工,看到它今天的发展,旧貌换新颜、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内心十分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