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2013年全年呈平稳发展态势,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仅受到一些长期性、深层次问题的制约,而且还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密切跟踪并采取相应措施。
1.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
一是行业、企业利润率明显下滑。
产能扩张步伐过快引发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部分行业管理新政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利润率持续下降。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资本受惑于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相对较高的预期行业毛利率、较低的行业进入门槛和广阔的潜在市场,并在各级政府“有形的手”支持下竞相进入相关行业领域。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一哄而上”的“跨越式”发展,不仅引发部分领域产能的爆发式增长,而且日趋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并摊薄行业利润。
例如,目前LED行业的毛利率仅在20%左右,而净利润不到5%。另一方面,成本不断上升导致企业效益显著下滑,并加大了企业生存压力。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工资不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历史,将对在国际分工中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的我国高技术企业的工资成本带来较大的上行压力,也使得依靠规模优势和低成本优势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的利润率普遍维持在3%左右。
二是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无法满足或融资成本明显上升。
2013年,央行多次提出“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入,支持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但是一方面,在“防风险、去杠杆”的整体背景下,以及金融抑制下金融脱媒的加速推进和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的表态,都使得我国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整体趋紧;另一方面,软预算约束体制下,国企和城投对资金成本的相对不敏感,可能会对其他经济主体融资形成挤出效应。因此,融资难(融资需求无法满足或融资成本上升)已成为高技术中小制造企业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由于面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其他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的竞争等一系列挑战,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率持续下滑。特别是,对于从事低附加值加工组装环节的高技术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利用自我积累的内源性融资功能本来就很弱;赖以生存的外源性信贷融资成本的上升不仅会阻碍我国高技术中小制造企业的快速扩张,而且民间融资成本一旦超出企业承受上限,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风险会陡然增大。
三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一方面,受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的影响,国际贸易摩擦频发且技术壁垒封锁加剧,外需持续不足。据独立贸易监测组织Global Trade Alert称,包括关税上调、出口限制及不公正的监管调整等在内的保护主义措施大幅增多,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际,中国已成为最大受害国。
例如,欧盟、美国在2013年对我国通信设备、光伏等高技术领域连续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我国企业和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给我国相关领域出口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虽然具有较高的长线开发价值,但短期内由于存在着政策不透明、执行政策难度高等问题,一时还难以迅速开拓。另一方面,内需扩张受制于部分新政的实施以及体制机制的约束。
例如,在生物领域,受到医保总额预付、零加成试点扩大,特别是下半年医药行业的反商业贿赂力度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医院用药增幅受到不同程度地扼制。同时,由于国内审批时间长等原因,创新药物、医疗器械上市流程十分缓慢,有的企业在国内外同时申请,反而在国外率先通过认定,影响了产品的国内市场开拓。
此外,企业反映,国家高技术产业化专项、科技重大专项等支持的一批自主创新产品,虽然在核心技术方面实现了某种突破,但市场化推广的阻力较大。如,中晟光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反映,公司生产的大规模生产型LED MOCVD设备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但国内厂商不愿在大生产线上应用,创新成果面临推广难的境遇。
2.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产业自身和发展环境看,一些长期性、深层次问题还未根本解决。
一是产能、产量虽不断增加,但产业竞争力不强。
出于区域经济增长和政治绩效考虑,地方政府不顾技术积累和区域实际条件,纷纷出台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将其作为新一轮产业投资重点。部分新兴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主要体现在了资产规模、主要设备安装数量、生产能力等指标的快速增长,而非核心技术能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总体而言,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大多处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层、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核心竞争力缺失,产业尚不能自主可控,在总体上仍扮演着“跟随者”的角色。
二是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财务管理能力的欠缺,放大了行业危机。
尽管近年来在各种利好政策的刺激下,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部分领域实现了“高速”发展,但部分国内高技术企业的风险管理意识薄弱,同时又缺乏科学化的风险管理手段,不仅导致企业的决策缺乏前瞻性,而且也导致风险来临时企业生存受到威胁。特别是,在面临市场需求快速回落的成长放缓期阶段,重规模、轻效益、好风险的“以小博大”式激进扩张导致了部分企业的高负债率。在行业陷入发展瓶颈时,过高的负债率使得企业极易陷入借贷危机,加剧了经营风险。
如,光伏领域的无锡尚德、江西赛维、超日太阳、向日葵等知名企业,LED领域的深圳亿光、十方光电、古镇雄记、雷星光电、巴可光科技等老牌企业,纷纷陷入发展困境。应该说,造成上述企业危机的原因既有市场突变、产能过剩的外因,更有企业激进扩张而风险管理失控等累积的内因。
三是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国家标准、规范和检测体系的不健全,导致有效市场需求难以培育。鉴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和飞速发展,全球各国纷纷推出相关的技术法规或标准,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提出了强制性的认证要求。
如,在LED照明领域,美国LED照明灯具TBT通报评议会规定了测量LED灯流明输出、输入功率和相对光谱分布的方法。此外,还规定了测量LED光源光通维持率的方法,以预测LED灯的额定寿命。尽管2013年被照明行业人士誉为“标准年”,但我国LED行业还是缺乏被业界认可的国家标准,检测体系也尚未建立,造成了当前LED行业标准的层出不穷和无序竞争,并导致市场出现混乱加剧的迹象。在光伏发电领域,相比美国、德国以及日本,我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技术还缺乏统一和高质量的标准,已发布的标准要求较低,对我国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发展也将带来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不当激励造成部分新兴领域产能过剩。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不甚合理的财政分权体制,以及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发展十分符合当前的国家战略导向,使得各级政府过度干预产业发展,混淆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例如,在LED、光伏等领域,大量企业和资本在享有用地、贷款以及税收补贴等一系列政策优惠的支持下,产能扩张步伐过快,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低端化、低效化。
同时,当产业发展处于困境后,由于面临的债务处理、人员安置等现实问题导致退出壁垒相对较高,使得过剩领域的产能很难借助市场规律而被淘汰,更加剧了相关行业领域的产能过剩。
今年高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
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因素,2014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多,导致产业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与往年相比,2014年很可能会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艰难之年,这都需要我们密切跟踪并采取相应措施。
从国际形势看,一是市场需求不容乐观。
在技术进步缺乏突破的情况下,预计2014年全球需求不旺的局面难有改观,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摩擦还将持续升级,竞争形势日趋严峻。
一方面,IMF在2013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展望未来,全球活动有望缓慢加强,但该预测所面临的风险依然偏于下行。造成下行的短期风险主要包括欧元区重陷深渊、美国的预算纠葛、美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财政政策收紧、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突遭切断、以及较长时间的油价飙升等。
另一方面,在经济停滞可能成为新常态的国际宏观经济背景下,将引发更多的政治极端主义,各国更可能施行以邻为壑的政策。旨在刺激本国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依然严峻。2013年11月,欧盟开始对中国太阳能玻璃征收17.1%-42.1%的临时反倾销税;按照法规,欧盟各成员国将在2014年5月投票决定是否对中国太阳能玻璃征收为期5年的永久性反倾销税。
以生物产业为例,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发布新闻称,从2014年4月30日起将全面禁售未注册的草药制品,这也意味着目前英国市场上的中成药将退出英国市场。
二是全球发展格局新动向不利于产业摆脱被动和依附地位。
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实现从“产业空心化”到“再工业化”的回归。同时,全球正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它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并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其他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的竞争等一系列挑战,而且先进制造技术也将对产业发展提出新要求。随着中国要素成本的持续上升、传统比较优势的不断弱化,过去依靠发达国家拉动作为增长引擎的局面正在发生着变化。
如何实现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模式向追求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模式的转变,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实现从被动接受者角色向掌控主导权角色的转变,将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三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可能会加剧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
美联储在“量化宽松”5年后开始退出,意味着全球金融体系的信贷收紧,很有可能将引发资金流向的变化,对倚重外资的国内高技术产业影响深远。
一方面,未来实体经济对于资金面的市场预期将呈现由松趋紧的根本转变,资金面偏紧的状况仍将持续;另一方面,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国内融资成本的上升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短期融资成本也曾在2013年12月接近9%。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必将提高部分依赖廉价资本的高杠杆行业(企业)的信用风险,也不利于产业的长期投资,这都将有碍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国内形势看,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要求,以及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都将有力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系列针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从出台到落实并发挥功效,可能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一是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加大了对新兴技术产品国内市场的培育和扶持。
以生物产业为例,2013 年10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目标,涉及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健康保险(放心保)以及相关服务等多个领域,相关领域将迎来发展良机。到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
以新能源产业为例,2013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我国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号),将“十二五”装机规划由原定的20GW提高至35GW。再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例,2013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为城市设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规定了提高燃油质量和地区燃煤上限等一系列控制污染的具体措施,上述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要求将转化为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有利于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
二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和建设,通过开放倒逼国内制度层面的改革,探索建立并创造出一个与国际接轨、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实现机制和体制的全面创新和升级。
作为与世界对接、更加开放平台的上海自贸区,将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必将在外资准入、转型升级、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同时,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正案,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不仅使得全部用技术出资或者其他可以评估的实物出资成为现实,而且还有助于鼓励个人创业,有助于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企业的设立。
三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示了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实现“从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增长”的转变。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高技术产业领域也有望受益于改革的深化。以生物产业为例,随着医改向深水区逐步迈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包括控费、临床路径的推广等)、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民营资本的逐步介入等重大问题或将逐步破冰,这都将推动生物产业进入黄金发展期。
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例,随着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进一步推开,不仅我国通用航空市场有望迎来快速发展期,而且航空地面设备及配套、空管系统、航空运营及维修业务、通用航空飞机制造等领域也将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
综合分析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内外各种因素,我们认为,预计明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增速大致可保持在10%以上,但增速将低于2013年。
促进高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稳定增长
目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从快速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型,面临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角色中突围,即对国际价值链原有分工秩序挑战,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刻。为促进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相对稳定和高质量的增长,结合当前形势,建议要加强重大技术的选择和培育,要加速产业政策的转型,要着力完善产业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工作。
1.加强重大技术的选择和培育
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发展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做大,而是必须要拥有核心技术。因此,要避免“穿新鞋走老路”,就必须充分发挥重大技术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就必须正视重大技术的选择和培育问题。必须从自己所处的阶段出发,考虑到发展阶段的不同、禀赋资源的不同。
所谓重大技术,应该是指其技术地位在众多技术中处于核心、关键的地位。具体衡量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是否具有基础性,二是是否具有公共性,三是是否具有战略性。尽管政府的目标不是在支持哪个潜在“成功者”的问题上用政府的判断来取代市场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确定是否“不干预”足以让我国可以建立起有效的技术能力。因此,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减少因无知而犯错误,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2.加速产业政策的转型
在积极推动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要加强研究全球动态和我国产业发展的监测分析,并及时与地方共享研究分析成果,指导地方做好分析工作。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各级政府应更多扮演“规划者”和“服务者”的角色,而非“主导者”的角色。
应更多出台普适性政策,而不应牺牲有限的财政一味扶持、保护、优惠少数“大而不倒”的“明星”企业。应更多关注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而非简单的产能提升。同时,产业发展要实现自力更生,则政策的支持必须适时适度,要在兼顾产业发展阶段和政策支持使命的基础上,明确择机退出的节点,避免产业发展对政策的过度依赖。
3.着力完善产业发展环境
在充分论证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并吸取现有地方标准及其他国家已有规范,合理制定适合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推动技术进步,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在公开透明、公平效率的原则指导下,通过严格的政府及行业标准,特别是要从能耗、环保要求、安全生产等方面规范行业投资,并借鉴日本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手段,加速淘汰产业“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落后产能,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在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将信贷传递给所需目标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或政策性银行,积极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型金融产品,更好服务于高技术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同时,在高技术企业面临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营环境的背景下,不仅要使企业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将发展重心由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而且还要引导企业加强风险管理能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