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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产业升级巨大压力，究竟是靠政府还是市场力量？如果靠政府，做法必然要走“科斯道路”，整合资源、内部化，把产业链不断“一体化”到大企业中去。但市场变小了，没有了竞争，效率又源自何处？

　　当1937年年轻的科斯(Ronald Coase)在伦敦经济学院写出“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时，我猜测他满脑子都在想行政协调的功能如何有力。

　　那不奇怪，因为科斯对列宁的革命和苏联的体制充满着好奇与向往，认为那是崭新的组织能力和支配力。所以，尽管科斯的文章是以市场开头的，却是以企业收尾的。

　　科斯自己应该很清楚，他发展的这个理论很容易从企业推广到整个国家，对的，我说的就是列宁的国家托拉斯的设想。

　　科斯1937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反过来问：既然有了企业，为什么还要市场？今天的中国反过来问这么一个问题特别有意义。

　　但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1776年亚当-斯密在巨著《国富论》给出的。在那里，为了论证怎么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斯密给出了分解生产链的方案。斯密说，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市场的扩大将导致更细致的分工和更专业的生产，而更专业的生产则更有效率。

　　这个理论被后人称之为“斯密定理”。如果说，“企业”是把生产链整合到一个组织里，那么专业化就是反向操作，把企业拆解成单体的专业生产者或供应商。为了对应，就叫“反向一体化”吧。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化”的含义。

　　市场化本来也应该就是这个意思。35年前中国开启的市场化的改革，不就是更多的企业在经历拆解或“反向一体化”吗？在国有企业的“大一统”的体制下，生产机床的企业要同时生产用于生产机床的中间品和零部件，那是因为在没有市场的环境里(用科斯的术语，可以理解为交易成本无限大)，企业有将产业链高度一体化的强烈倾向。

　　这就是科斯的解释。而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这些机床企业越来越依赖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中间品和零部件，因为那样才能更有效率，更能赚钱。这样一来，整个制造业就不断地实现着分工和专业化。

　　不仅如此，分工也促进了市场的扩大，而市场的扩大—按照斯密定理—会让分工也变得更加细致。就这样一个道理，市场化的改革完成了对计划体制下的“科斯企业”的第一次分解，造就了让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生产链的能力。

　　35年后的中国经济面临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可是，我们又面临了选择：究竟产业升级是依靠政府力量还是市场力量？如果依靠政府力量推动产业升级，其做法必然是要走“科斯的道路”，整合资源、内部化，把产业链不断“一体化”到那些大企业中去。这些年来我们是一直在这样做。

　　今天在金融业，传媒业、战略性行业以及先进制造业等领域，那种战略重组和资源整合的做法也可谓比比皆是。问题是，通过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减少国有大企业的数量，扩大它们的规模，一定能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吗？

　　如果要问依靠行政推动和资源整合出来的大企业生产率如何？竞争力如何？我想没有人敢给出肯定的回答吧。借助整合资源，企业数量减少了，企业规模变大了，但市场变小了，没有了竞争，效率又源自何处？

　　另一种产业升级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深化。举一例子吧。在深圳，由于多年产业集群发展的结果，移动终端产业在价值链上的升级相当成功。今天深圳提供的移动终端产品已占据全球将近70%的份额，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在这当中，供应链管理的专业提供商的出现和外包机制功不可没。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靠的都是市场的力量，靠的不是资源整合和产业链的高度一体化，相反，靠的是不断的生产链分解和外包(outsourcing)所聚集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巨大推动力。在这个产业上，它是世界级的，当然有世界级的竞争力。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说起来奇怪，77年前的科斯的理论今天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但238年前斯密的思想却日久弥新。(本文作者介绍：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