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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人大代表、 广州市华安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丘育华目前正在安徽合肥市肥东县投建一个环保制冷机的项目。“明年6月就可以投产。”

　　选择到合肥设厂，丘育华主要是基于产业上下游配套的考虑——当地不仅拥有项目所需要的原料等资源，而且几大空调、冰箱厂商也纷纷在附近投资设厂。“政策、投资环境非常好，招工也没什么问题。” 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与丘育华一样，东莞贝家鞋业厂老板王伟目前也正在重庆投资设厂。“那边招工要比这边容易多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贸出口增速受阻，“用工荒”愈演愈烈，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速，资源环境承载空间日益饱和，而同时，中西部正飞速发展。

　　“十二五”开局之年，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正经历着转型“阵痛”的沿海地区，如何再出发？

　　增速下调

　　各省“十二五”规划显示，东部几个主要省份均下调了经济指标。

　　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将“十二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预定在8%以上，这一预期不仅比“十一五”低了一个百分点，而且也低于国内很多省份的目标。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指出，定为8%的年均增速，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经济指标定得太高，必然需要高投资率来保证，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太快，各地区都会争夺投资、争项目，不利于静下心来调整经济结构。另外，定8%是留有余地的，增速不会太慢，同时又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山东规划的“十二五”GDP增长目标是年均增长9%，此前“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是年均增长10%。

　　“在过去三十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内，沿海地区一直保持比中西部快的增长速度。”广东省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告诉本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以及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增速快过东部的趋势正在不断强化，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系主任余甫功说，金融危机后主要受影响的是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影响较小，而危机之后国家扩大投资主要在中西部。“东部地区正在经历转型‘阵痛’，而中西部地区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投资。另外，东部原有的基数已经比较大，增速自然也会慢一些。”

　　他指出，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已比较高，例如珠三角人均GDP已经近1万美元，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这时增速放缓是正常的，如果再保持高速增长反而会出问题。东部地区一方面要努力加快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则要在改善民生方面做文章，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在加快转型升级的同时，位列全国经济总量前三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未来的发展变化也十分引人关注。尽管广东仍是第一经济大省，但其近年来却面临着来自排名其后的苏、鲁，尤其是江苏的强劲挑战。

　　按照“十二五”规划的指标，江苏“十二五”经济总量年均增长指标设定为10%，比广东高出了两个百分点。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司长叶兴庆去年10月在广东表示，近五年来，广东和江苏、山东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尤其是江苏。江苏跟广东的差距从2005年的82.4∶100到2009年的时候87.2∶100,5年间缩小了4.8个百分点。

　　成建三告诉本报，广东在土地资源、能源、重化工业方面均不如苏、鲁，江苏吸引外资比广东晚，但这也同时带来后发优势，即选择吸收的产业层次比广东高，产业布局也比广东来得好。

　　在成建三看来，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一直比较大。广东的传统产业、低附加值产业占的比重最高，而在工业投资、新兴产业方面所拥有的各项资源又不如苏、鲁等地。一旦转型升级步伐较慢，对原有的传统模式的路径依赖就越大，越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

　　相比广东，江苏在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十一五”期间的固定资产投资都比较强劲，投资的作用会在未来几年内显现。

　　城市之间

　　2010年，尽管广州的GDP达到10604.48亿元，并成为全国众多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中首个迈入GDP万亿俱乐部的城市，但广州这个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却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

　　“我们前面的标兵有两个，是北京、上海，后面的追兵很多，主要是深圳、天津、苏州和重庆。可以说，前面的标兵跑得很快，后面的追兵追得很紧。”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在此前的广州“两会”上数次表达了“标兵跑得快、追兵追得紧”的“忧患”理论。

　　对广州最猛的追兵并不是深圳和苏州，而是天津。早在2009年7月，现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朱小丹就曾提醒过各级各部门要有忧患意识：“我隐约地感觉到，在广州过万亿后的一两年内，天津的经济总量可能赶上广州。”

　　本报记者统计发现，过去四年间，天津与广州经济总量之比由2006年的71.4%左右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85%。

　　虽然广州从1986年起便超越天津，但去年天津GDP增长速度为17.4%，广州为13%，天津比广州快了4个多百分点。如果“十二五”期间仍存在这样的增速差距，广州“老三”的位置将岌岌可危。

　　2009年有专家就指出，天津现在不仅是发展速度位于全国前列，而且技术附加值也很高，也就是说质量很好。而且天津目前大量的大项目刚刚开工，其产生的效益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呈现，一旦效益产生，天津的实力将显而易见。

　　尽管过去一年在亚运会拉动下，广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7%，达3263亿元，但在国内的几大城市中，天津和重庆均超过了6000亿元，北京、上海超过了5000亿元，苏州达到了3600亿元，仅有省内兄弟深圳比广州略低。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窗口，深圳去年GDP尽管仍然领先其后的苏州和天津，但在去年前三季度，深圳GDP曾一度被苏州所超越。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告诉本报记者，即便今年没被苏州超过，按照目前增长速度，未来包括苏州、天津、重庆超过深圳也是一个趋势。谈及被超过的原因，谭刚表示，深圳的投资规模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效应远低于其他城市，特别是工业投资这一块。深圳的土地面积只有苏州的三分之一，受制于土地面积狭小，在招商引资、引进大项目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和不足。

　　谭刚认为，从深圳今后的发展看，当然要保证经济规模的良性增长，但更重要的应体现深圳经济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广州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彭澎也认为，未来几年天津的高速增长仍会持续，而相比天津，广州应更着重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幸福广州”的打造，“仍然要努力想办法重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