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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过快开始了向“资产性繁荣”的大扩张。地产大跃进和金融大爆炸比翼齐飞，互相推动，主导了中国新一轮的增长。中国很多富豪的财富都因“资产重估”而攀上了新台阶，那些更早圈地的人都成了财富赢家。
　　过去近两周在美国，先是参加巴菲特年会和中美投资人酒会，接着顺访几个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被问到类似问题：美国梦很伟大，美股也连创新高，中国梦很伟大，而且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两三倍，但中国股市为何跌跌不休？
　　更确切地说，这个问题是：中国经济规模很大，增长很快，为什么没有很好、很强的资本市场？
　　当时我的回答无外乎这么几个角度：一是美国股市可以反应经济的基本面，而中国股市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的基本面，像腾讯和阿里今年都上涨了百分之三四十，京东从25美元涨到40多美元，涨了60%多，新浪和微博也都创了新高，但都不在A股上市；二是美国股市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市场相对理性，中国股市的“散户化”还比较严重，大起大落，暴涨后就是暴跌，暴跌后总要比较长的时间平复伤痛的心，很难迅速展开一轮轰轰烈烈的爱；三是中国上市公司业绩不稳定，靠天吃饭，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不强，比如最近工业企业的盈利改善，90%是靠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和企业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基本无关。

　　“融资越多越好，却不考虑有效回报”
　　这些说法应该都没错，但进一步思考，我意识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层次问题还是和制度设计有关，就是它更重视融资者利益，而不看重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能否获得良好回报。这种“融资越多越好，却不考虑有效回报”的问题，与整个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杠杆”的增长模式恰恰是一致的。客气点说，这样的市场和增长难以持续；严肃点说，这些模式本质上就是掠夺和浪费，前者是掠夺投资者的资源，后者是浪费经济要素、环境和社会资源。
　　先来看一个案例，就是2011年1月13日上市的华锐风电，它的发行价是90元，目前股价则在1.5元左右，名字也改为“\*ST锐电”。这家公司2010年的净利润是28.56亿元，之前几年的盈利都是高倍增长。而上市第一年，业绩即大幅下降为5.99亿元，还出现了用伪造单据等方式提前确认收入、虚增利润总额的情况。接下来的2012、2013年，分别亏损5.83亿元和37.64亿元。2014年神奇地实现了每股1分钱的盈利，解除了退市风险警示。然后2015年亏了44.52亿元，2016年亏了30.99亿元。统算下来，当年号称要做“世界风电第一”的华锐风电，上市后累计亏损金额已远远超过IPO募集的93亿元。“*ST锐电”有超过30万股东，那些在发行价附近买进的投资者，亏得已经只剩下渣。
　　再看一下证监会最近处罚的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雅百特于2015至2016年9月通过虚构海外工程项目、虚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等手段，累计虚增营业收入约5.8亿元，虚增利润近2.6亿元，其中2015年虚增利润占当期利润总额约73%，2016年虚增利润占当期利润总额约11%。依据《证券法》第193条第1款规定，证监会拟对雅百特处以60万元罚款。
　　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考试作弊抄袭会被取消成绩。而中国的资本市场，虚构、捏造、集体性作弊是家常便饭，罚款几十万也就了事！这是在鼓励和引导什么？！类似华锐风电、雅百特这样的公司是怎么上的市？

　　好市场，就是好好保护投资者的市场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靠着这句永远不停传播的口号，资本市场哪怕再多“骗子出没”，投资者哪怕“血流成河”，似乎也是自己的事，谁叫你投机，不长记性？
　　但一个好的资本市场，必须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不能听之任之，仅仅是让市场去教育。原因很简单，他们是市场上处于信息劣势的那一方。同时，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市场交投将迅速冷清，甚至“三板化”。
　　同一个人，作为消费者和作为投资者，他的市场力量是不同的。作为消费者，参与实物市场特别是消费品市场时，他基本是理性的，希望买到放心的肉，安全的奶粉，可靠的家电。如果不满意某种商品或服务，受过伤害，下次就不会选择，不管企业怎么吹牛。也因为如此，消费品市场容易实现优胜劣汰。
　　但当一个人作为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情况就复杂了，因为他常常是通过买卖之间的价差来获利的。他会受整个市场情绪的影响，也会有击鼓传花的“博傻心态”。这种“动物精神”让他的行为往往带有非理性，比如他会买一些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题材”，他会追涨杀跌，同样的股票，越高越买，越低越卖。
　　由于投资者在市场上的信息弱势和非理性，一个好市场的天职就是“抑强扶弱”——它要抑制信息优势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帮助中小投资者获得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准确的信息，让决策趋于理性。
　　但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立足点更多偏向融资者，中国资本市场对公司信息披露的不真实、不准确、不及时，是相当宽容或者选择性忽略的。A股市场不乏提议高送转的大股东转眼就变成减持人、再过不久公司就预亏的例子，大股东利用和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剥夺中小投资者，中介机构、公募私募配合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更是司空见惯。有些“信息”就是“挖坑”，真实的不披露，披露的不可信，却堂而皇之地可以不受处罚，更不要说像美国安然公司造假事件那样，被罚到公司破产，会计师事务所解体。
　　美国橡树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在其著作《投资中最重要的事》中说，他曾经问一个飞行员朋友，当飞行员有什么感受？朋友说，“我大部分时间是无所事事，偶尔会胆战心惊”。马克斯说做投资也是这样，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偶尔胆战心惊。而中国市场呢？上海著名投资人王国斌从1992年进入股市，他说在中国做投资这么多年，感觉是“大多数时间胆战心惊，偶尔无所事事”。原因有二，一是市场规则老变，甚至是半夜来变；二是公司“黑天鹅”事件频出，上市公司造假屡见不鲜。
　　专业投资人尚且“大多数时间胆战心惊”，普通中小投资者伤的多了，麻木了，大多数时间是心灰意冷。

　　哪里都有掠夺者，谁都可能是掠夺者
　　资本市场是财富放大器，可以把一块钱利润放大成几十乃至上百倍市值。在这种赚钱效应面前，如果没有法治化的制约和无缝隙的监督，谁都可能产生掠夺心态。
　　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我主持的圆桌上有位嘉宾是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富达公司的安东尼•波顿。他是和格雷厄姆、巴菲特齐名的投资家，在管理富达旗下基金的28年中取得了平均年化收益率19.5%的辉煌战绩。当时，他刚刚信心满满地移居香港，花了7000多万港币在半山买了一套房子，开始运作富达的一只专门针对中资公司的基金（Fidelity China Special Situations），他甚至认为这将是他投资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页。但三年后，波顿黯然退出中国基金。截至2013年6月18日，富达中国基金收益率为-14.42%。
　　波顿落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按照在英国养成的习惯，排斥大型国企，而喜欢中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原因是“国有企业并不是以股东回报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相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国企的风险较小，但我不认为未来几年国企会是市场上的明星”，于是他购买了很多民营的消费类、服务类公司股票。但没有想到竟频频触雷。霸王中药洗发水被检出含致癌物质，博士蛙曝出涉嫌财务造假，宝姿公告“漏报”了向大股东、子公司董事及关联人士提供了约7.8亿元人民币免息贷款，双威教育CEO拿走了公司印章、涉嫌资产腾挪，西安宝润被控欺诈……在一连串打击下，波顿最终体会到“很多数据、信息可能都是不真实的，尤其是一些中小股票”。他感叹，“错误不在我的交易策略，也不在于这个不成熟的市场，而是我把自己的策略放在了这个不成熟的市场”。
　　波顿的教训表明，不管哪个市场都有掠夺者，不管国企民企也都可能成为掠夺者。相对来说，亚洲地区的家族企业包括华人家族，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更加薄弱。他们的财富企图心更强，也更容易通过关联交易或造假账剥夺中小投资人的利益。
　　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和罗默在关于通过破产来牟利的“所有者掠夺”的经典论文中指出，由于有限责任制度给予公司所有者以盘剥债权人的可能性，所以所有者可能故意使一家有清偿能力的企业破产，破产牟利由此成为“比最大化真正的经济价值更具吸引力的策略”。
　　他们强调，“如果企业有动力不惜牺牲社会以破产来牟利，而不是全力以赴获取成功，那么经济黑幕活动就会冒头。如果糟糕的会计制度、松懈的监管以及对违规行为惩罚不力促使所有者为自己获取多于公司价值的收益，继而拖欠债务，破产牟利的行为就会发生”，“不幸的是，并不只是被政府担保的企业才会面临这种严重的激励扭曲。掠夺可以共生地蔓延至其他市场，致使充斥着不当激励的地下经济活动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
　　中国资本市场一直存在一种“比差效应”，某公司治理出了问题，不是痛改前非，而是抛出另外一些公司的案例，“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掠夺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钱颖一教授2005年在《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都潜在地存在掠夺，“坏的市场经济的共同点是对私人掠夺和政府掠夺约束不够。对私人掠夺约束不够，往往发生在政府无能或者无为的情况下；对政府掠夺约束不够，根本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他把掠夺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私人掠夺，包括：偷别人的东西；基金管理人通过很复杂的手段把投资人的钱、存款人的钱、国家的钱变成自己的；对消费者承诺提供某种服务，交了钱后不给服务，或者给一个质量低的服务；拖欠工人工资和供应商货款，等等。
　　二是政府掠夺，包括：乱摊派、超过公共服务需要的费和税、行政规定订报纸和杂志等等；通货膨胀也是一种政府掠夺；一些官员利用各种审批权力把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则是作为腐败的掠夺。
　　三是私人通过政府权力进行掠夺，比如一些行业寻求垄断，游说政府对潜在竞争对手设定市场准入的限制；又比如企业由内部人控制、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这都需要政府去补窟窿，或给予低息贷款来变相补贴，实际上用的都是老百姓的钱，是对老百姓的掠夺。
　　掠夺显然是一种不公平。同时，如果人们发现社会上的私人掠夺与政府掠夺很多，那么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减少创造财富、提高效率的活动，而会仿效掠夺和寻租。
　　为什么中国一批正直的经济学家、法学家一直强调“好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为法治既限制政府掠夺，也限制私人掠夺。但无论政府还是私人，对法治往往都是叶公好龙。

　　中国繁荣的迷失和出路
　　当一个经济体充满着疯狂赚取财富的气息，当每一个经济细胞都被调动起来，人人向钱看，它的经济总量势必蒸蒸日上，充满活力。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掠夺问题，大量企业通过掠夺可以获得比创新更多的财富，而不是为长期竞争力的提高进行投资，那么这样的经济体不可能强大，甚至可能是“信心空心化”。
　　有朋友或许会问，中国经济的宏观负债水平越来越高，资本投入的效率越来越低，甚至低于成本之下，为什么还可以持续呢？因为资源约束还没有到头，还有资源可以进行配置。中国的城市化仍在继续，政府调动资源（尤其是土地）的能力依然强大，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上的金融信用依然可靠，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和创造者还在生生不息地努力，中国经济因此还有继续投入的能力。至于产出效率低，那是一个老问题，还不至于让隆隆向前的车轮出现逆转。
　　回顾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何时处于比较良性的阶段呢？答案很清楚，就是当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走集约发展道路的时候。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伍晓鹰在对中国工业经济1980-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研究中发现，中国这30年的TFP平均年增长率非常低，只有0.5%，而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6年时间，则出现了可能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快的TFP增长。
　　中国加入WTO，促使中国进入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竞争、经济法治化程度更高的阶段。这种制度上的变迁，为效率提升创造了条件。
　　为什么是开放？因为不开放的经济一定落后。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不开放的政策，开放政策大约可以使GDP每年多增长2%。（钱颖一，2005） 　　为什么是自由竞争？因为自由市场存在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包括内部系统化的创新、行业中所有企业在生产新产品和创建新工艺过程中争先恐后的竞争、企业间在创造和运用创新技术上的协作（如交叉授权）。创新竞争类似于军备竞赛——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将对自己发动军事攻击，因此一直认为有必要最低限度地保持与另一国同等的军事支出——同样地，每一家企业都认为，在创新上至少付出同等的努力和费用，是生死攸关的一件事。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必然出现连续不断的创新浪潮。（鲍莫尔）
　　为什么是法治？因为只有通过法治，才能为生产性（productive）的企业家活动提供激励，抑制企业家才能向非生产性或破坏性的财富积累活动分流。如果制度安排将更多报酬给予大胆寻租的活动或破坏性的活动，将较少报酬给予生产性的创新活动，那么一个经济中的企业家资源将被配置在更具生产性的事业之外。（鲍莫尔）
　　今天中国在多个制造领域和互联网服务领域构筑了强大的竞争力，根源是充分的竞争和企业家精神、创业精神的发扬。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和2001年加入WTO、在压力下参与全球竞争的那几年相比，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过快开始了向“资产性繁荣”的大扩张。地产大跃进和金融大爆炸比翼齐飞，互相推动，主导了中国新一轮的增长。中国很多富豪的财富都因“资产重估”而攀上了新台阶，那些更早圈地的人都成了财富赢家。
　　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繁荣的迷失。当整个社会的资源和兴趣“超配”到“资产性繁荣”中，要素成本迅速被抬高，在某种意义上又形成了对生产性活动和劳动价值的挤压与掠夺。
　　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继续被要素投入和资产繁荣的模式锁定，如果中国的财富大佬和市场新贵越来越偏离创新的生产性活动，尽管中国还会增长，但不可能真正走出掠夺和膨胀，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就不可能真的成为对投资者友好和有效的市场。
　　走出掠夺与膨胀背后的“病商”环境，中国好市场离我们还有多远？
　　——谨以此文纪念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教授，他生于1922年，于2017年5月5日去世。

　　参考文献
　　《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
　　《创新的微观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增长引擎》，威廉•鲍莫尔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