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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处在国际分工产业链最高端的西方要反对全球化、赚着微薄加工费的中国却义无反顾地拥抱全球化？
　　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全球化进程，目前正面临着走回头路的压力，而最响亮的反对声音，居然来源于过往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者英国和美国，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是明证。2017年法国、荷兰、德国等欧洲重要国家的大选，也必将是对全球化进程的新一轮“压力测试”。
　　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西方的反全球化声浪就日益高涨，但主要限于学术、舆论和民间层面，现在上升到政治和政策层面，充分说明了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不得人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这个全球化的后进者和规则的接受者，正在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最可能的领导者。
　　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认为“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呼吁世界各国“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并强调“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
　　就在习近平演讲的当天，中国国务院发布通知，允许外商可在A股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并在“新三板”挂牌，还可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和运用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融资。此外，还放宽银行、证券公司等的外资限制，开放外资进入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这一举措，在遏抑资本外流之余，也有向世界显示中国开放诚意的意思。
　　在政策层面，中国近年来还出台了“一带一路”战略，牵头和参与建设了金砖银行、亚投行等国际机构，和韩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签署。在国内，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在上海、广东等地设立了11个自贸区。而单单广东自贸区（由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和深圳前海三部分组成），去年1—11月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就有4070家，同比增长77.3%，合同外资36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2.8%。
　　那么，为什么处在国际分工产业链最高端的西方要反对全球化，而赚着微薄加工费的中国却在义无反顾地拥抱全球化呢？

　　对外开放在中国是种“政治正确”
　　首先，中国和西方面对全球化的心态不同。普遍认为，全球化有利于西方受过良好教育、有国际化工作机会的个人和能进行全球化资产配置的跨国资本，而对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美国人来说，全球化让他们不得不卷入和全世界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中，这让他们觉得利益被损害了。“铁锈带”的美国人因此选择支持特朗普；欧洲研究机构勃鲁盖尔(Bruegel)对英国脱欧公投的研究也显示：在贫富差距大和显著贫困的地区，脱离欧盟的票数居多。据统计，2005-2014年世界25个高收入经济体有65%-70%的家庭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显然，全球化在西方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失意者的相对剥夺感和不满。
　　而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虽然并不比西方低，也同样出现了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受教育和没有受教育、年轻人和老年人、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分化和鸿沟，但各个群体大体能相安无事，并没有出现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的严重对立局面。这是因为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百废待兴，起点很低，但迅速抓住了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和移动互联网革命等机会，加上民众的勤劳和纪律性，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即便到了今天，经济的增速已经明显下降，但总体上蛋糕仍在不断做大的过程中，虽然大多数人对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啧有烦言，但也同时承认，与改革开放之初的赤贫状态相比，自己的生存状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与此同时，中国的教科书和官方宣传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对民众进行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深”、“全球化进程不可阻挡”之类的教化，并着力于展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获益和取得的进步，这些宣教加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成就，使得推进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在中国差不多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其次，中国和西方的社会氛围不一样。二战后西方兴起福利主义，强调政府对人民的种种义务和责任，加上选举政治的影响，个人为自己负责的精神渐渐减退，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诉求比天大，自己没有错，错的是社会和别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政客操弄民粹、寻找替罪羊、祸水外引的做法就很容易大行其道。
　　而中国盛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人力争上游，长时间工作、频繁加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这一方面强化了中国劳工和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一个人一旦在竞争中失利，更多会责备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并倾向于通过亲戚朋友网络来获得帮助，东山再起，很少人会在这方面对政府寄予厚望，一般也不会诿过于来自外部的竞争。事实上，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政府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对政府的要求基本限于“你不要来找我的麻烦就好”。这样一来，即便有人因为工厂转移到东南亚而失业，也不大会认为是印尼或越南的工人抢了自己的饭碗，更不会指望政府替自己出头。而政府出于维护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需要，也更多强调在此形势下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必要性，这就使得仇外、排拒竞争的言论在中国缺乏拥趸。

　　中国的全球化是有选择性的
　　第三，迄今为止，中国对全球化的拥抱是有选择性有节制的，主要加入的是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全球化，资本、人员流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球化基本谈不上，这使得中国可以尽情享受全球化的好处，而避过了相关的风险和陷阱。以人口流动为例：英国脱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盟的开放边界政策使得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感觉不堪重负；欧洲近年来频发恐怖袭击，原因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吸纳了太多穆斯林移民又融入失败；在美国，非法移民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议题。而难民和移民之所以能在欧美扎下根，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一系列足以让难民和移民留下来的政策，比如即便你没有合法身份也可以就医上学，费用由政府负担；久不久会有大赦，非法移民一夜之间就合法了。这些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鼓励难民和非法移民涌入的作用。
　　而这些有利条件在中国全都不存在。1982年，中国签署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截至2014年8月共接收了约40万难民，其中包括1970年代末接收的26万多越南难民和6万阿富汗难民，1980年代接收的2万多印度锡克族和斯里兰卡泰米尔族难民，以及近年来接收的近万名缅甸果敢难民。这些人在中国基本上是短期停留，多数最终被遣返。而留下来的难民享有哪些权利义务，中国的法律只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原则性规定。因此，中国虽然在接收难民，但并没有建立起长期容留难民的机制，难民没有在中国工作的权利，难民儿童无法参加高考，这些现实层面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成为主要的难民目的国。
　　非法移民也同样如此。在我所生活的广州，民间传说有30万非洲人在此生活工作，官方的数字是6万，据说其中有些就是签证过期的非法滞留者。但这些人一来人数较少，无论30万还是6万，和广州近2000万人口相比根本微不足道，虽然他们中有些人的行为让本地人看不惯，但毕竟没有造成大的麻烦，也没有对本地人的就业生活产生明显影响，所以大家基本上能相安无事。而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之所以招致激烈反弹，一个重要原因是来的人太多，8000万人口的德国一年内涌进100多万难民，对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治安冲击很大。二来中国的政策使得这些非洲人只可能是短期停留，不管在中国待多久，他们基本不可能获得中国身份，在停留的过程中工作生活子女教育也都会面临很多障碍，这就大大降低了非法难民长期滞留的可能性。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规定不是中国政府对外国难民和移民的特殊限制，而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必然结果，一个湖南人来到广东打工，其遭遇和这些难民移民也差不多。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全球化的正面态度，是建立在中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和策略之上的。但无论如何，在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倾向放弃无利可图的国际责任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一态度，不仅给担心世界会陷入各国自扫门前雪状态的企业、个人和国家吃了定心丸，更是中国树立自由贸易守护者形象、提升软实力和国际号召力的重大历史机遇。当然，美国留下的空缺，中国未必就能补上。美国的领导者地位，不仅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力量之上，也因其为世界贡献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先进理念、思想、制度、规则，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认为，特朗普的就职意味着“20世纪的旧秩序已经结束，21世纪的秩序以及将来世界会是怎样还未确定，一切都有可能出现。”在参与塑造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有选择的全球化策略必将受到挑战，而国内改革的推进程度，也将是中国能在新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