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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月6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价报6.8637，较去年最低点升值近2%。]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也于近期开始下跌，目前在99.8左右徘徊，较去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最高点（103.8）下跌近4%。]
　　从去年底的“破7乌龙”，到今年以来的稳中有进，人民币走势出现了“V”形反转，市场的贬值预期也在逆转。截至2月6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价报6.8637，较去年最低点升值近2%。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也于近期开始下跌，目前在99.8左右徘徊，较去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最高点（103.8）下跌近4%。那么，在国内金融和资产泡沫有可能发酵和美元变数激增的背景下，“双锚”汇率形成机制的人民币汇率，2017年将何去何从？

　　内“锚”有望趋稳
　　2015年的“8·11”汇改让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采取了“双锚制”，即中间价取决于市场供求变化以及境外市场的波动，前者通过每日下午4：30的收盘汇率体现，后者通过隔夜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化体现。自此，“双锚”开始共同决定人民币汇率。
　　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2月3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556，下午4：30收盘价报6.8740，二者偏离幅度高达184个基点，颇为蹊跷。对此，外汇专家韩会师认为，这种即期汇率全天在中间价上方大幅偏离的情况，一般意味着当天银行结售汇市场存在较强的购汇压力，全银行体系的当日结售汇很可能是逆差。
　　韩会师分析称，“参考收盘价”和“参考一篮子货币”相结合的定价规则下，收盘价对中间价的偏离幅度直接决定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能否跟随国际市场美元的波动而波动。收盘价对中间价的偏离幅度越小，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双向波动的难度越低。除非美元继续大幅下跌，否则人民币在短期内挑战6.85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看来，去年形成的“双锚”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人民币对外的“锚”，想要市场交易者相信和坚持这样一个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找到人民币对内的“锚”。
　　而所谓对内的锚就是“整个实体经济和产业资本的ROE（净资产收益率），这才是人民币货币定价的基石。”他称，本国货币定价的基石受到长期的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冲击严重。
　　春节前后，央行全面上调货币政策利率，市场人士认为，此举旨在“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和抑制资产泡沫成为2017年宏观货币政策的导向。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给2017年的货币政策明确定调：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刘煜辉对第一财经记者称，约束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过程就是一个找“锚”的过程，也就是重建人民币货币定价基石的过程。如果中国能够坚定不移地坚持去年7月以来形成的抑制资产泡沫、控制金融风险的政策导向，现行的“双锚制”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才有望常态化，并且逐步稳定人民币的汇率预期。反之，如果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不断发酵升级，那么这一汇率形成机制在市场上受到的质疑和冲击就会越来越大，人民币就不能摆脱贬值的压力。

　　美元变数激增
　　所谓的“变数”则主要来自海外，包含了以美国为主的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美联储1月会议并未显露鹰派信号，3月加息的概率几乎被腰斩（9%），市场对2017年首次加息时点存在明显分歧；此外，“近期特朗普团队对‘弱美元’的推崇部分导致美元指数跌破100，市场对其一系列刺激政策（财政和贸易）上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利空美元指数。”资深外汇交易员崔荣对第一财经记者称。
　　尽管中国正极力弱化美元对人民币的牵制，但美元仍是一个核心变量。当前，各界对强美元周期的可持续性出现了分歧。
　　在特朗普去年11月当选后，美元和美股便走出了波澜壮阔的“特朗普牛市”行情。因为市场开始提前将新政府大力推行财政刺激、重振美国经济的政策纳入预期，美元指数也一路突破了100大关，并在12月一度逼近104，市场乐观情绪在短期内到达顶峰。
　　当时，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多方机构、学者后发现，保守方认为，今年美元指数将到达105，而较为乐观的人士则预计，此轮强美元周期可能会冲上110点，甚至更高。
　　眼下，当市场回归理性，看得更多的则是特朗普究竟做了什么而非说了什么。未来，美元的强弱将取决于两点——美国经济基本面以及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政策的具体落实。
　　就基本面而言，美国的复苏正在引领全球经济上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时大幅上调美国经济增速预期，IMF上调美国2017年和2018年增速预期至2.3%（+0.1）和2.5%（+0.4）。
　　此外，美联储1月的政策声明提及，“就业增长保持稳定，就业率在低位徘徊”。上周五公布的1月非农就业数据更是大超预期，新增就业人数高达22.7万人，远高于新增17万人的预期值，失业率为4.7%。不过时薪增长0.1%，不及预期（0.3%）。
　　招商证券（香港）宏观研究副总裁宋林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总体而言美联储态度更偏谨慎，FOMC（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部分投票委员也轮换更新，今年鸽派委员数量增多，预计5月或6月加息可能性更大。”眼下，美联储维持2017年2次加息判断，若届时预期落空，料将打击美元上行动能。
　　对美元而言，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政策层面。特朗普财政刺激的核心在于减税和扩大基建投资。减税主要包括下调个人所得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投资税率以加速经济增长。个人所得税方面，其计划将现行的8级税率简化为4级税率；企业方面，大幅下调所得税税率至15%，下调投资边际税率。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则认为，已经较高的债务负担将会制约美国政府财政政策的潜在扩大力度。相比里根时期，美国联邦债务规模/GDP比值从1986年的不足50%飞升到了当前的 103%。然而，特朗普设想的减税激进程度却远超里根，因此美国当前的财政状况能否承受如此激进的减税仍然存疑。
　　最后，市场仍在担忧，此前多次剑指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特朗普会否再度正式提出此事？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表示，欧元像“隐性德国马克”，其偏低的币值让德国相对于其贸易伙伴更具优势，欧元此后持续大涨。
　　“2017年，中美关系是中国面临最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称，包括中美双边在贸易方面的可能冲突（货币操纵国的标签和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则认为，中国有手段应对特朗普可能的货币操纵指控，一旦特朗普宣布指控，中国可以放手让人民币汇率进行市场化调整，但中美间更应通过货币政策、资本流动管理等方面协作，达成缩小美国贸易逆差，改善中国经济及国际收支结构的共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