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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一直以来，海内外对于中国高层的改革策略颇有微词、莫衷一是，甚至责备有些改革政策明显跑偏；但不可否认的是，去年以来，李克强总理主导出台的不少经济改革策略，有这样一个好的特征及趋势：微观层面的很多新的改革举措日趋接近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得到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的认可和赞许。这些令人称赞的改革举措不是给企业及公众“加力”而是“减压”，不是任性的强势推动而是适度调整力度、甚至及时认错纠偏，从而使宏观经济运行与现阶段中国生产力水平尽可能相适应。
　　自去年年中以来，李克强总理格外关注三件事：一是国内外经济局势的走势特征；二是中国企业的生存条件及困难；三是民生诉求。
　　公众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采取的务实执政逻辑是：走访调研--专家座谈--精心运筹--做出改革决策。这一决策思维的最大特征是：微观层面的诸多政策越来越“接地气”，与现阶段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可否认，过去三十多年来的不少改革决策之所以酿成重大失误，为后续发展制造了很多难以消化的“夹生饭”，就是因为各级政府在权力高压下驱使下“任性地生整”，结果导致很多领域超越生产力水平“野蛮生长”，而且只有少数人分享了公众的机会及利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市场主体减负、增加职工现金收入。会议决定，在去年已适当降低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社保费率基础上，从2016年5月1日起两年内，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份，将缴费比例降至20%，甚至19%；将失业保险总费率由现行的2%阶段性降至1%—1.5%，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0.5%；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高于12%的一律予以规范调整。这一决策，就是明显低政策纠偏，使政策与生产力水平“靠近”。
　　试想想：假如政府送给一位农民一台进口的德式现代农业作业设备，那无异于送给中国农民一堆废铁，因为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水平太低，尚无法“承载”得起这样的现代化生产力；如果政府强行推动所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野蛮引进大城市的绿化景观、公共服务项目，而城市自生经济循环、管理运行能力、财力、制度、经验等无法跟进，那也是劳民伤财式的大兴土木，因为中国各地生产力水平太低且差异很大；如果城市政府为了改善城市面貌和维护程序，而强行用“城管部队”过渡打压城市“自然”集市交易，则必然引起民愤，因为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尚无法达到城市政府首脑想象的水平---。
　　过去三百多年全球社会文明演进及经济运行的一个必然规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城市建设及管理水平，必然是建立其阶段性生产力水平之上。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不可逾越的过程。需要整个国家在基本的政治制度、教育体系、法治建设等方面”协调推进“很多年，才能逐渐形成。
　　当然，我们要看到，现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在很多领域、很多方面，仍有很多决策，明显超越了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其后果必然是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机会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