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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成为两会焦点，同时引发了社会对个人所得税（下称“个税”）改革的再度关注。
　　当天在北京举行的“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记者会上，楼继伟接受了一个个“火药味十足”的尖锐问题，当然包括连续三年都被提到的“个税起征点为何不提高”，以及“个税改革方案进展如何”。
　　与前两年的回答一样的是，楼继伟重申了简单地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改革方向。不一样的是，他这次明确表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今年将把个税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早在1995年，中国就提出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20年过去了，这一目标有望在今年迎来重大突破。
　　记者多方采访获知，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为目标的个税改革，将对现行11项分类所得中的劳动所得进行适当归并为综合所得，逐步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的税前扣除制度，包括子女教育、职业教育、首套住宅按揭贷款利息等逐渐被纳入专项扣除项目。适时引入家庭支出申报制度，优化税率结构。
　　与此同时，为配合个税改革推进，个税纳税人识别号、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也将加快建立。

　　提高起征点不公平
　　中国现行个税制度是分类所得税制，具体被分为11类，分别是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普通民众最熟悉的是工资薪金所得个税，这类税收收入占所有个税收入约七成。工资薪金个税起征点（即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减除标准）自2006年由800元提至1600元之后，2008年再被提至2000元，2011年则提至3500元。
　　此后，个税起征点提高呼声不断。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至5000元。但在楼继伟眼里，简单地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公平，也并非个税改革的方向。
　　在上述“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记者会上，面对个税起征点为何连续几年没有变化的提问，楼继伟表示，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公平。
　　他举例说，一个人的工资5000块钱可以过不错的日子，如果还要养孩子，甚至还要有一个需要赡养的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就不是一个方向。
　　普华永道中国个人税务咨询合伙人张健菁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中国各个城市发展情况不同，各人收入状况不同，简单地提高工资薪金个税起征点只是“一刀切”，很难做到公平。

　　合并部分税目
　　那当前个税改革的方向如何体现公平？
　　由于分类所得税制难以做到调节收入分配和实现税收公平，国际上采用分类税制的国家非常少，目前仅有中国和非洲、西亚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综合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所谓的综合税制，是指对于纳税人的各类所得，不论其来源均视为一个所得整体，汇总计算后适用统一的宽免和扣除规定，按照适用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的课税模式，这种税制更能体现公平。
　　楼继伟曾指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主要方向：合并部分税目作为综合所得，适时增加专项扣除项目，合理确定综合所得适用税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学诞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根据我国国情，第一步将实现小综合，即对现行11项分类所得进行适当归并，可将经常性劳动所得确定为综合所得，将资本性所得仍作为分类所得，并适当考虑综合所得与分类所得的税负平衡问题。
　　所谓经常性劳动所得，主要包括个税中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分类税目。资本性所得则主要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税目。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税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合并部分税目关键在于这些税目在技术层面能不能实现合并，合并之后能否有效监管。
　　张健菁告诉记者，目前呼声最高的是将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税目合并在一起。以前分类所得税制下，收入相隔一元可能面临两个高低不同的税率，很不公平。而采用综合税制后，如果把所有收入放在一起，并通过综合的减除标准和专项抵扣后，税负和收入就比较公平。

　　“基本扣除+专项扣除”
　　张学诞告诉本报记者，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的税前扣除制度，是个税改革的方向。可在现有工薪所得基本扣除额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专项扣除。
　　他表示，我国目前工薪所得35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约占2014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70%左右，该比例大大高于国际上实行综合税制国家的水平，在改革中不宜再简单地提高基本扣除标准，而应与专项扣除项目统筹考虑，为专项扣除项目预留空间。专项扣除项目和标准应兼顾个人及其家庭的个性化支出因素，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楼继伟在上述记者会上也提出了未来个税专项抵扣方向。
　　他表示，综合所得个税改革很复杂，因为最终要把个人所得收入，即11项分类所得综合在一起，然后再做一个并非简单的在工薪项下的扣除，而是说要做分类的一些专项扣除。
　　“比如说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说基本生活的这一套住宅的按揭贷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说抚养一个孩子，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要给予扣除。当然我们现在是放开‘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标准，真正的费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样。税法也不能说大城市就多点，小城市就少点，总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有赡养老人，这些都比较复杂，需要健全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楼继伟称。
　　针对社会关心的首套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抵税，张学诞表示，这肯定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但短期内是否能出台还很难说。而诸如医疗、教育专项扣除，张学诞认为国家会出台一个统一的扣除标准，而非“实报实销”。
　　张健菁对本报记者表示，房贷利息抵扣个税一两年内出台比较有挑战，因为这需要银行等多方配合，制度设计还得兼顾公平。比如美国对房贷利息抵税仅限于两套房子，房贷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美元，这是为了防止越有钱的人抵税越多。
　　又比如今年的热点话题“二孩”。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3月7日建议，对“两孩”家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当然，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完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部完成。”张兆安说，因此在这个过渡时期内，为配合放开“二孩”政策的落实，应该在个税制方面有所作为，也就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增加扣除生育费用的一些项目，实行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楼继伟在上述记者会上表示，个税改革复杂在执行层面。“首先税政就比较复杂，然后再执行，然后再根据条件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再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把它完善化。”楼继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