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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是个忧患意识很强的民族，深谙研发投资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擅于自省，自我批判，谦逊谨慎。在互联网+的时代，不创新会被竞争对手打败，被新行业取代，甚至可能被整个时代淘汰。 　　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对德意国际访问中，芬兰前总理埃斯科-阿霍(Esko Aho)与企业家们分享了一个诺基亚的故事。阿霍1991年上任为芬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还曾任职芬兰国家研发基金主席，以及诺基亚副总裁。

　　2011，诺基亚开始裁员，2年内裁减了1.8万人，绝大部分是欧洲员工。这听起来像一个大灾难，但后来产生了什么后果？人们会说，没什么影响。

　　在诺基亚那场历史上最大的变故中，他们很早就鼓励那些可能要离开的员工，并给他们很多必要的帮助，让他们再就业。最终，在这1.8万人里，60%在离开诺基亚之前就找到了工作；全球有1000家新公司从这1.8万人里产生，其中400个新公司在芬兰。

　　“对于这些必须要离开诺基亚的人来说，他们忽然意识到他们可以创建自己的公司，而且有能力做得好。当然，这些新公司需要时间去成长，站稳脚跟。但无论如何，诺基亚的裁员进行的比所有人预期的都顺利，现在诺基亚本身经营不错，不但有盈利能力还适时扩张。”所以阿霍总结说，欧洲要鼓励创新，就要让人才自由流动起来。

　　北欧人的创新急迫感和德国人如出一辙。德国也是个忧患意识很强的民族，深谙研发投资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擅于自我检视，也很谦逊。

　　对于访问欧洲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企业家们来说，欧洲人如何激活创新热情，增加知识产出，是他们在投资欧洲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而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德意考察之行中，很多德国企业都表达了一种“紧迫感”。德国车企及零部件供应商“组团式”对自动驾驶这项技术投入巨资，但真正全程上路自动驾驶大概要在10到15年后才可能真正实现。

　　在德国慕尼黑随着中企俱乐部考察团与宝马集团高层进行交流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马蔚华，原招商银行(18.31, 0.06, 0.33%)行长最大的感触就是宝马对未来需求的洞察，以及为此作出的努力。去年，宝马销售额为840.01亿欧元，其中研发投入就高达60.41亿欧元，研发投入超过销售额7%。

　　欧洲人害怕创业失败
　　14日，就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柏林进行商务考察的同时，博世公司在德国启动中央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启动甚至请来了一位贵宾：德国总理默克尔。有媒体总结说，默克尔为一家龙头企业的研发中心做广告，说明在德国提出工业4.0的大背景之下，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德国人的创业热情依然需要提升。总理支持一家企业大力投资创新轨道，传递的信息也十分明确。

　　虽然在工业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了研发的前端，但德国人认为他们还远没有调动所有的潜能。根据博世公司的观察：在过去数年，德国人的创业热情低于美国，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博世归纳称，这主要是因为德国年轻人害怕失败。

　　“很多人相信欧洲已经有了自己的‘硅谷’。实际上，这里既没有这样的机会，民众也缺乏创业的热情。我说的不仅是风投资本的缺位，还有一种胆识的匮乏。只有25%的德国人有自己开公司的想法，但有四成的美国人能设想自己开公司创业。”博世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Volkmar Denner表示。

　　“更令人担忧的是，八成的德国人因为怕创业失败所以不愿尝试，只有三成的美国人有这样的担忧。”Volkmar Denner表示。这种担忧在一些年轻的高校毕业生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个国家需要创业的精神。“如果欧洲要真的有自己的‘硅谷’，我们就必须要学会承担风险。”

　　阿霍很赞同Volkmar Denner对于年轻人创业热情的分析。他认为欧洲的文化也是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之一，“欧洲人习惯性保守思维，希望能保住现有的优势。这种态度与美国人的‘冒险精神’相背离，并不有利于欧洲创新。”

　　可即使是在略显保守的欧洲，时代的变迁也敦促社会和产业界必须革新。阿霍估计在未来10到15年，至少35%现有的工作将消失。电子化会吞噬很多工作，但与此同时新工作也会层出不穷。欧洲在很多科技发展环节上已经落后于美国，要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如履薄冰。

　　数字化时代中企跳跃式发展
　　柏林西南35公里，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德国SAP波茲坦创新中心。创新中心栖湖而建，打开门就是一片开阔的阳台，秋日五彩斑斓的林木，以及哈维河和处女湖的秀美湖景。

　　这家1972年创立的德国软件集团现在已经是全球巨头，总部在柏林西南方400公里左右的奥尔多夫市。但为了更加靠近柏林和波茲坦15万名学生，他们另建了这个45%的员工都是“85后”年轻人创新之家。年轻化，自由思想和创新，是SAP一直在努力打造的企业理念。

　　在这个创新中心，SAP有一个五个人的团队开发出一款app。这有希望将大量涌入德国的移民申请难民身份的流程从6到9个月降至4个月。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可以更快投入新生活。

　　就是这样一个网络平台，简单解决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如SAP创新中心网络联席主席延斯-克鲁格对中国企业家所说，“越来越多看不到的力量在改变我们的世界，无所不在的网络，终端，暗流汹涌的大数据，云计算，都是数字化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如何回应”。

　　“像SAP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前以国际化客户为优势，需要上千人的工程师团队，但现在他们的市场被分食，SAP自己也意识到‘笨重的ERP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北极光的创始人之一的邓锋对我感叹说。他在风险投资，计算机、通讯及数据网络产业有超过20年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认为国内很多新兴互联网公司优势明显，他们更加灵活，开发出的一些使用便利的小软件，很多工具性软件可以免费使用，甚至剔除了培训这个繁琐因素。这些新兴科技公司虽然依然有种种缺陷，但引发的“鲶鱼效应”让类似英特尔，微软，以及德国SAP这样的科技公司有种不创新会死的急迫感。否则，以ERP公司流程管理打出天下的SAP也不用费力推出HANA这样的新平台。

　　用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同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的王文京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对公司软件在德国工业4.0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好奇，在他理解看来，中国企业因为起步晚，所以在新技术应用上几乎是“跳跃性”发展，他们对中国和亚洲客户更加了解。这些都是传统大科技公司面临的挑战。

　　“德国工业4.0的背后有SAP系统做支撑，中国企业正在互联网化、数字化，中国也有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通过此行希望了解到德国工业4.0的成功实践，双方探讨合作的可能。”王文京说。

　　不创新会被时代淘汰
　　99岁的德国宝马汽车想法更超前，他们未雨绸缪，拒绝新挑战发生了再进行回应。宝马相信，必须要创新，否则就会被同行超越，甚至被新技术时代淘汰。

　　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对德意国际访问中，宝马公司在慕尼黑和中国企业家分享创新上所作出的努力。例如他们在芝加哥有一支200人的工程师团队，负责开发宝马的新一代应用软件。他们有意识的安排软件开发团队远离宝马这个“硬件”总部，让团队在美国这样一个创新能力非常强的氛围下发展工作。现在宝马在中国，新加坡也有自己的创新中心，目的都是“不要让固化的文化影响团队创新”，以挑战刺激创新。

　　宝马集团董事会成员伊恩-罗伯特森(Ian Robertson)博士说，我们总要比别人先想一步，考虑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等发生了再去应对。比方说，数字化已经是影响市场的重要因素，从买车，长期租车，到现在的“分享车”，这就是数字化对行业的改变，必须正视。宝马几年前预计到“搭车”的趋势，就开发了Drive Now(即时出行)业务，在美国，英国推广，现在已经有50万客户。接下来这项服务已经推广到更多的国家和城市中去。

　　现实中，被互联时代破坏了的“出租车行业”让很多出租车司机十分抵触，监管方也倾向于保护传统出租行业。但罗伯特森认为，只要客户喜欢，这种新事物就会存在。所以在产品研发时，宝马必须要把这些行业新趋势都考虑在内，要能够适应这种新形势，并让用户有最佳体验。

　　就像罗伯特森这位汽车业的金牌职业经理人自己感触到的，他两个都二十多岁的儿子都在伦敦。两个儿子都没有车，但是通过租车软件，同样可以出行便利。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魅力。

　　同时，必须要创新，否则就会被同行超过。宝马集团研究，新技术和创新高级副总裁克里斯托弗-格罗特(Christoph Grote)博士称，现在宝马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传统的汽车品牌，至少目前看来是如此。

　　所以，工业4.0，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过高品质生产，智能纠错，“零瑕疵”这些方式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

　　现在对于宝马来说，从生产，物流一直到销售环节的数字化进程依然在不断完善中。宝马认为数字化会给生产环节带来很多优势，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甚至减少对能源的消耗。这些都是可以减少成本的地方。

　　“智能的生产状态应该是由机器来操作，思考，甚至辨别。从而帮助人从重复的基础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最终更好帮助人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各种尝试。”华晨宝马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Oalf Kastner)表示。

　　“比如我们在一些工厂用智能手表来辅助质量检测。就是组装线上的工人可以立即知道每辆车需要哪些独特的设置，不管是哪个方面的。这个尝试还只是个开始，但是你可以预见到未来的发展，也就是要让组装工人可以有更完善的设备，准备好应对客户各式各样的需求。

　　最终的结果，是在大规模生产的真正实现所谓“个性化定制”，量身定做。(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工作十余年，从社会新闻到财经新闻，从上海到伦敦，从第一财经日报到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