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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16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他访华的最后一站上海见证了中印企业签署总金额高达22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涉及能源、贸易、金融与工业园区等领域。莫迪表示希望两国可以进一步合作，从而增进中印的共同发展。印度这个巨大的市场正在主动向中国开放。

       “在这里，你能够遇上一切想象不到的问题。”谈起在印度的工作经历，邹燕一开始就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他是一家中国重型卡车企业派驻印度的工程师，在这个国家断断续续待了有两年。

       低效，是他和几乎所有的非印度同事们对印度市场的共同评价。这家重型卡车企业在印度投资建立了一家汽车组装厂。从达成投资意向，到最后工厂建成投产，用了七年。“技术都已经落后了，不得不立刻进行更新。”他说。但是如果问起为什么这么费劲也要进入印度市场，他马上给出回答：“几乎全世界主要的汽车和摩托车厂商都在印度有投资。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印度的摩托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中国的50%。你要是不进来，这个市场就没你的份。”

       最重要的是，这个市场正在主动向中国开放。

       “自拍外交”：开放的姿态？

       2015年5月15日，访问中国的印度总理莫迪在微博上发了一张他与李克强总理的自拍照。这一做法很快被路透社冠名为“自拍外交”，借以概括莫迪自2014年5月26日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强大的公关能力。

       古吉拉特邦，作为“印度的广东”，其前首席部长莫迪素有善于招商引资之名。在莫迪还是候任总理时，狄伯杰教授跟南方周末记者的一次交流中就已经预判，莫迪将来会大搞基建，在交通、能源和农业上有和中国的合作空间。在将争议问题与经贸问题分开处理之后，莫迪的中国之行看起来确实带来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明确了印度市场向中国投资者的开放。而已经高调讨论一年之久的中印铁路合作，也终于有了相对明确的合作意向和实施草案。

       在4月份印度使馆的一次活动当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印度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以便升级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这位外交官也暗示，中印巨额的贸易逆差问题“需要解决”。2014年，中国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在2013到2014财年，两国之间的逆差高达362亿美元，是印度对华出口总额的两倍以上。

       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两种。印度可以依靠加大对华出口来降低逆差，也可以通过引进中国投资来予以平衡。狄伯杰认为：“我们认识到，从中国购买产品，然后到印度批发销售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应该进入印度，投资它的制造业。”

       “印度人制订了‘Make in India’（在印度制造）计划，说中国人应该到印度投资，平衡双方贸易。”长期关注印度市场的投资者吴顺煌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在2015年完成初步规划的“一带一路”中，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刚刚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里，双方再度重申了这个在1999年就提出来，但直到莫迪上台之后才变成热点的经济走廊概念。一个要走出去，一个要引进来，双方已经同步了合作节奏。

       中国企业的“试金石”

       在5月中旬暨南大学举办的一次印度投资介绍会上，吴顺煌就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增长率、人口结构以及政治环境上进行了比较。结论相当乐观：印度是一个政治上相对稳定，劳动力资源充沛的国家。如果印度政府今年预测的8.1%经济增长率能够实现的话，其增速将会超越中国。“这一点我百分之百地确定。”吴顺煌说。

       但是，在如何与印度人做生意的问题上，吴顺煌也亲眼目睹过与其经济发展不相称之处。“一座工厂，从征地到建成投产，最长的我见到过有十几年。一般耗时是中国同类项目的三倍左右。”不仅如此，这个国家的投资利润率相对比较低，隐性成本比较高。吴顺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所计算的隐性成本，大约占企业生产成本的5%左右，这里面包含了各种繁琐的手续审批、评估、征地以及使整个项目运作起来的各种非显性开支。

       吴顺煌认为，利润率偏低的原因是印度方面“做生意极有耐心”。“为了从你这一家客户购买产品，他可以去了解至少十家同类客户的产品。具体到每一度电和每个工人的成本。把给你的定价刚好略低于出厂价。”吴顺煌说。

       对于邹燕这样的技术人员而言，印度人的“耐心”是巨大的考验。有一次开会，中方列出了40个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准备在4小时的会议里逐一跟印度技术人员讨论。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就被印度人带到沟里去了”，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向印度人解释这个技术的行业标准，以及适用法律，结果没有完成预定会议目标。类似的事情发生多次，邹燕的最后结论是：他们很会拖时间。在商界投资管理专家郑刚的眼中，不论是“拖时间”还是“耐心”，投资印度的繁琐冗杂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更像是一个传统计划经济国家”。

       按照学者秦晖的观点，自建国以来，印度在经济上就推行苏式计划经济政策，直到1991年才开始实施改革。印度经济的腾飞被公认为起于1991年的改革。

       莫迪上任之后，力图改善投资环境。印度国会正在试图通过若干关于征地、税收和在相关开发区实施优惠政策的法案。“如果能够成功，那么征地成本会降低，在各个邦投资因不同的税收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会降低。”狄伯杰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两到三年里，印度的投资环境会有很大改善。”

       在印度投资的中国企业也有自己的问题。在《南华早报》的编辑、印度人罗伊·乔杜里看来，一些中国企业在印度的问题是难以实现本土化，缺乏企业社会责任以及过于低调。乔杜里尖锐地指出，一些中国企业习惯于跟政府打交道，却不善于跟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区进行互动，也没有具体应对媒体的策略。

       他没有具体说哪一家中国企业做得不好，但给出了一个正面例子——中国的联想集团。“这家企业在印度的很多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印度人，本土化做得很好，很多印度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实际上是一家中国企业。它还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做广告——甚至在《印度时报》上刊登大版广告。”《印度时报》是印度发行量第三大报纸。

       吴顺煌则认为，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在印度生存下去，接受当地的商业环境和社会环境，那么在中东或者欧美投资“就会变得容易”。“很多人会把印度看成是本国企业全球化的一个跳板。因为印度刚好连接中国跟西方。它的文化介于其间。”

       作为投资者的郑刚认为，“中印关系仍旧存在着重大不确定性”。在印度媒体上，各种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甚至是不友好的声音常常可以听见。“如果你天天看《印度时报》，你会觉得印度和中国明天就要开战。”乔杜里说。

       猜疑之下，中国企业在印度怎样投资就成为一个费思量的话题。例如，乔杜里说，印度的港口属于战略性资产，中国企业不能进入。曾经为世界五百强企业做过印度投资咨询的郑刚则认为，中国企业不应该在印度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在2008年中国企业首次大规模进军印度时，类似的争论也可以听到。

       但是，同样带有战略性质的铁路行业和电力行业，中国企业却正在进入。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鼓励，更多的中企正在摩拳擦掌，准备走出国门。“当趋势已经形成的时候，它的走向不是说改变就能够改变得了的。”在吐槽了一大堆印度的负面状况之后，中国工程师邹燕最后却做出了一个正面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