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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进入高成本时代，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劳动力工资在世界范围内，在世人的印象中处于低端的水平。所以，中国对世界制造业资本有较大的吸引力，中国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洼地。外资和出口对中国快速增长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可以说，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劳动力红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但是，近年来，这种状况在悄悄地改变。

　　日资企业撤资的启示

　　来自中国许多地区，这既包括东南沿海地区，也包括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种种迹象表明，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在下滑，部分国家外资在撤离，国内一些地区招商引资的难度在加大。表现最明显的是日本企业的撤资。

　　日资企业大概2006年开始从中国大陆撤资。这其中有政治原因，如自从钓鱼岛问题出现后，日本一直都在寻找新兴的市场代替中国，安倍首相打“安倍经济学”牌，对外开展金钱外交，包括对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访问，签署合作协议，为日资企业撤出中国迁入印度和东北亚国家提供平台。当然也有中国国内民间反日的政治倾向，偶尔出现的抵制日货的影响。

　　日资企业撤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经济上，资本家们投资的着眼点在赚钱，他们有时候是不讲政治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日资企业撤资的重要诱因。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萎缩。日本经济多年低迷，自1990年代后一直跌跌撞撞地增长。屋漏偏锋连天雨。2008年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再次陷入泥潭，GDP一度出现过一个季度两位数负增长的情况。国内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了日资海外公司的经营和生存。所以短时期内影响对中国的投资减少，出现资金回流。

　　其实，日资企业撤资，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提高。许多学者持这样的观点。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吕炜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全球范围内虽然仍可归为较低行列，但在亚洲范围内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低于中国。这些国家在吸引外资领域已经对中国展开强有力竞争，并获得部分从中国撤资企业的投资。

　　笔者也是这样认为，中国由于环境恶化与劳动力等原因，已不具备对外资的竞争优势。日资企业撤资，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国际产业转移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性。20几年前，日本企业把生产线转到中国来，因为当时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0倍；那么为什么现在转到东南亚和印度去？因为越南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1/3。显而易见，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中国市场对日本资本和其他国家资本已经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有无可比拟且不可替代的吸引力。笔者几年前到越南考察，从海防到河内大概100多公里的路程，公路两边分布几十家日资企业。

　　事实上，韩资企业早在日资企业之前，就在山东等地出现大面积撤资现象。美资企业也在奥巴马后期开始撤资的历程，欧洲国家企业也步其后尘，开始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部分生产能力。2012年，耐克、阿迪达斯把在中国的部分工厂迁往东南亚曾经产生很大的新闻效应，更让国人产生了许多担忧。

　　不断走高的工资水平

　　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表现为工资提高，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提高。近年来，中国职工工资水平经历了一个大幅提升的过程。1995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348元，2001年为10834元，2011年为41799元，2011年数是1995年的7.82倍，是2001年的3.86倍，年均增长超过10%，高于同期物价增长速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4.6%，实际增速为12.4%。分产业来看，采矿业人均工资增速最高，年均实际增速为16.7%，平均工资从2001年的9541元提高到2010年的44196元；制造业人均工资从2001年的9891元提高到2010年的30916元，年均实际增速为11.1%，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人均工资一直维持在高位，但年均实际增速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12.0%。第三产业人均工资从2001年的11894.4元提高到2010年的40738元，年均实际增速为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农业劳动力工资也快速上涨，小麦、大豆、稻谷、玉米雇工工资年均增长9%以上，苹果雇工工资增速达到11.3%。

　　从2004年部分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的劳工荒的现象说明了劳动力资源的价格开始走高。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和2010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提高了劳动者的权益，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力成本。2011年全国共有24个省份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2%。到2013年初，全国各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如下表。不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企业的用工成本不断提高。那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怎么样？笔者粗略分析，劳动力成本每年大概上升10%-15%。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

　　分析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不能不看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每年春运前后有一个词汇特别醒目，就是“民工潮”。而进入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一个新的截然不同的词汇有出现了，那就是“民工荒”。报载，前年春节过后，温州的服装企业开工率不足40%，为什么？没有工人！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经济学术语在中国应验了。

　　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劳动力结构短缺时代到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将发生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化，过去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价格要上升。“用工荒”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开展的企业用工情况近年调查发现，农村外出劳动力在东部地区的就业比重快速下降，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熟练工人普遍难招。劳动力供需区域失衡，直接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率先上升。

　　这个经济学术语就是“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出自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刘易斯的理论。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些富余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是零，这些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往城市转移，从农业往工业转移，不影响农业产出，因为边际劳动力率是零。但是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以后产出是大于零，这样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向工业转移的过程就是这个国家加速发展的过程。发展的动力就来自于城镇化，来自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旦这个经济体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了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开始大于城市或者工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确实，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从2004年部分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的劳工荒的现象说明了劳动力资源的价格开始走高，现在劳动力正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现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已不复存在，供求平衡点到来了。由于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在未来几年左右将进入实质性短缺局面。

　　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老龄化。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0%。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于2032年进入负增长）。目前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亿多，从2013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适龄劳动人口在逐步下降。蔡昉等学者也认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显著减慢。目前，城市所需劳动力数量主要依靠农村转移劳动力满足，而未来几年，农村向外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要量。

　　市场微观主体的反应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反映特别敏感。

　　笔者春节期间和一位在一家民营企业打工的小伙子交谈，他年龄不到30岁，来自辽东山区，在一家职业培训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一家机加企业工作已有7年。一说到工资，他还是很满足。他说，6年前刚进厂时，月收入是800多元，经过不断加薪，目前已经上涨到2300元。年底公司还会根据工作表现发奖金，前年（2012年）拿到了5000元的年终奖，去年厂里经营形势一般，也拿到了2400元。这样一个典型的产业工人（不同于特种行业，沈阳有“金牌月嫂”，伺候月子，一个月可挣7000多元），一年收入也差不多达到3万元。我们在这里给他算一算，这几年工资年均增加超过10%。

　　当然，对于涨工资，处于不同的位置，感受是不一样。那些中小微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慨叹，工资年年涨，虽然幅度不算大，但为了留住工人，不得不涨，细水长流，现在企业用工成本以每年10%的速度上升，不是什么发展的问题，而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对于那些“靠生产100双袜子才能赚到1美元利润”的低端制造业来说，加薪直接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制约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接近八成企业经营者认为劳动力成本提升是未来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政策变化也给企业带来巨大压力。《劳动法》实施了，职工的“五险一金”必须上，私营企业再也不能以试用期为借口逃避“五险一金”的约束。原先外来务工者不需要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而本地职工大多参加本地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企业在这方面负担并不算重。现在，要求企业必须为员工交纳“五险”，这多出来的支出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确实是一大笔负担。

　　还有，一些企业老板反映，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仅是工资的问题，还有很多隐形成本。有时候这些“劳动报酬”的作用不亚于工资。为了适应员工的要求，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投资也在增加。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把“双刃剑”

　　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一个短期的、局部的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的、全局的现象。从一个长期的趋势看，劳动力成本上升才刚刚开始。中国工人的小时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17。特别是养老金覆盖率仍然很低，农民工常常被排除在养老体系之外。在发达国家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医疗保险等福利在中国通常很低。所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未来还有很大空间。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不能回避的阶段，它对于经济增长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内在动力，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居民腰包鼓起来了，就可以扩大消费，这是拉动内需的最根本途径；有利于平衡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降低对低端产品出口和外国投资的过分依赖，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转型；有利于企业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加快创新步伐，促进结构调整，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要求我们必须走出廉价劳动力时代；但劳动力成本提升又会一定程度上削弱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减少就业岗位，造成经济增长滞缓，并形成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提早研究，抓紧制定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