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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有两则新闻颇引人关注。一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企业税收“营改增”将从上海一地试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等十个省市，而且明年将继续扩大试点规模。

　　二是长沙今年规划了195个项目，总投资8300亿元，而长沙去年的GDP总额为5700亿元。即便这些投资将发生在未来五年，其规模也相当惊人。

　　在目前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和稳增长措施加快推出的背景下，这两则新闻反映了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面临的两个选择：一是公共投资，二是减税。笔者认为，当前应该避免再次采用类似2008年至2009年以政府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而应该顺势加快财税制度改革、加大减税力度、鼓励开放私人部门投资。

　　上一次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虽然有助于中国经济迅速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也加深了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国进民退”和楼市泡沫风险的聚集。在当前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情况下，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再次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

　　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企业利润大幅下滑、投资意愿低，并由此导致内需的低迷。加大公共投资可以有效地在短期内恢复内需增长，而减税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并恢复企业投资的信心。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重心的选择。

　　从短期而言，两种政策均有助于中国经济稳增长。就中长期而言，减税和鼓励私人部门投资无疑是更优的选择，可以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标。加大公共部门投资的好处在于政策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但这面临两个挑战。

　　一是如何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避免重蹈财政过度借贷（包括以地方融资平台等各种形式）的覆辙。长沙出台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只是一个例子。据报道，贵州提出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总额在3万亿元左右。这对于贵州省2011年的GDP总量（5700亿元）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940亿元）而言，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很难想象这些规划是在严谨的可行性分析后提出的。

　　二是融资问题。中国经济最近几年高速发展的过程主要是靠房地产与投资两条腿走路。具体而言，房价上升伴随着地价上涨。这一方面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以土地做担保，通过融资平台的模式可以从银行体系得到更多贷款。这使地方政府有财力投资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经济的成长反过来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和地价，拉动了房地产和相关行业。

　　如何在保持楼市调控的同时加大公共投资，成为决策者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难题。随着楼市调控深化，今年上半年土地出让面积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20％，财政收入增速也大幅放缓。如果仍然以加大公共投资为重点，融资压力将导致中央和地方之间在房地产政策方面加强博弈，倒逼楼市调控放松。最近一两个月楼市出现的回暖迹象，就显示了市场预期到可能会出现这一局面。

　　相比之下，降低企业的税负、鼓励私人部门投资，对中长期提高投资效率和改善经济结构更加有效。

　　首先，通过减税而鼓励投资是基于市场的决策，它可以减少低效投资和重复建设，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它也可以防止公共投资中出现贪污腐败等问题，避免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

　　其次，提高家庭部门收入、鼓励消费是中国维持稳增长的核心。但在提高家庭部门收入占GDP比重的同时，保证企业部门稳定的利润率是关键。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要适度降低，实现“还权于市场”和“藏富于民”。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其在经济和投资中的作用应尽量限制在市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比如直接回报率低但对实体经济有正面溢出效应的部门）。即便在这些领域，政府也应通过减税或财政补贴的形式来提供支持，而不是作为直接投资主体介入。

　　第三，减税可与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如在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或服务业方面给予更积极的税收减免政策。与此同时，在政府希望调控的行业，可通过税收杠杆（如环保税、能源税、房产税）的形式加以约束。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减税和鼓励民间投资方面做出了可喜的努力，如推广“营改增”试点、对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和“新36条细则”的出台。但总体而言，仍需要改变政府以投资为主的思路、加大减税力度和鼓励私人部门投资，我们期待相关改革的步伐可以迈得更大、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