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材料网

　　经济萧条从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孳生的温床。1929年，正值源于华尔街投机狂热的金融危机阴风凄凄之际，美国国会通过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触发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终于将在危机边缘挣扎的世界各国推向创纪录大危机的深渊。时隔80年，华尔街巨头再次将全世界拖进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世界是否会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覆辙？
　　全球贸易保护风潮蔓延
　　毫无疑问，当前世界各地、特别是某些西方经济大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态已经令人感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兴起的瑟瑟寒意：“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运动已从小城卢卡蔓延到了米兰等大城市；俄罗斯提高了汽车进口关税；继提高部分种类豆油进口关税之后，印度又于近日没有任何理由地宣布限制进口中国玩具。
　　潜在影响最大者当属头号经济霸权国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态：美国各地政府机构销售的中国制造纪念品和国旗已被指为不爱美国之举；不久前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议案》设立购买美国货条款，要求这项议案计划的900亿美元基建投资受益项目不得使用美国之外生产的钢铁材料；此后，参议院审议的文本甚至要求所有经济刺激计划项目均需使用美国设备和商品。
　　而且，这种保护主义风潮还在向资本和人员等跨国流动领域蔓延：某些国家的对外投资已被指为造成本国就业机会流失而遭到更猛烈的质疑，裁员滚滚风潮中先拿外籍员工开刀正成为某些美国企业显示爱国姿态的手段；某些美国参议员正积极主张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雇美国人”条款；要求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受益行业和企业只能雇用本国人的游行示威已经从英格兰蔓延到整个英伦三岛。
　　对中国潜在杀伤力更大
　　相信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还将继续发展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美国，因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就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如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主导行政的国家更容易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膨胀。
　　那么，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冲击之下，中国如之奈何？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无疑是前车之鉴。全面保护主义贸易战必将推动全世界堕入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这是世界各国必须竭力避免的结局。作为世界第二出口大国、全世界屈指可数的顺差大国及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潜在杀伤力更大。因此，我国应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的蔓延。
　　不能混淆与冲击本国市场
　　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抨击和遏制，不能与维护本国市场正常秩序的努力相混淆和冲突。我国警惕和防范的对象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传统保护主义，还应当包括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保护主义。
　　由于经济危机大大增强了各国争夺海外市场的动机，相信各国将更多地运用财政、金融等工具支持本国企业夺取海外市场。即使在美国这个一向忌讳“ 产业发展政策”之类词汇的自由市场经济大本营，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突出特点之一也是对新能源、IT等行业提供大规模财政投入。同时，美国绝大部分制造业也都在极力开展游说，力图从经济刺激计划的资助中分一杯羹。依靠美国政府的财力支持，美国相关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倾销的能力可望大大增强。
　　而我国的实践证明，市场换技术策略总体上并不成功。为了给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动力，给国民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路。
　　近年来，我国不断汲取改革开放以来自主先进制造业发展在许多方面不进反退的教训，此次金融危机则被视为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加快摆脱外部经济冲击影响的良机。但发达国家进攻性保护主义上升的趋势与我国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之间的矛盾将趋向加剧，倾销的外国产业撞上我国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和公平贸易局枪口的几率也将随之上升。
　　对此，我国应积极转换思维，不仅仅将自己作为被动的贸易伙伴保护措施候补受害者，而是要尽可能积极主动地为我国产业争取公平待遇。同时，分析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刺激计划中产业发展政策内容是否构成了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违规补贴，在未来两年适度增加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工具，为国内产业特别是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危机削弱争取话语权的阻力
　　在更高的层次上，国内外目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抨击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即现行国际经贸规则已经尽善尽美，对其的任何违背都是违反了“天条”，但这个隐含前提恰恰是不成立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潮流最突出的问题是收益和负担分配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分享的全球化收益太少，而承担的调整负担太多。发达国家企图用无限制的自由化为工具，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产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争取平等地位的权利，剥夺其保护自己免受国际游资冲击的权利。经济全球化的两大支柱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的本身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执行规则过程中的问题则更多。
　　多哈回合开幕前发布的世贸组织总干事2001年年报便提醒各成员方，尽管过去50年内的8轮多边贸易谈判大幅度推进了贸易自由化，但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在农业和纺织品部门尤其严重，而这些部门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
　　历史教训已经证明，国际经贸利益分配失衡潜藏着导致全球化进程全面逆转的可能性。作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随着实力的增长，我国对西方主导制定实施的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不公正性体会日益痛切。争取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相应再次成为我国的长期目标，而对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力也是一个真正经济强国的标志。
　　当我国成为世贸组织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之后，必然要行使合法权利，力图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假如说在繁荣时期，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既得利益群体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当前的危机时期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争取更合理国际经贸规则的阻力。
　　我国经济调整动力将增强
　　我国对贸易保护主义如此敏感，尤其是对少数几个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高度敏感，再次表明我国对外贸易过于集中、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因此，我国需要有秩序地对此开展调整，相信危机也会增强国内各方调整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动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世界性通货紧缩，1999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失败后，悲观气氛一度弥漫国际经济界。然而，世贸组织各成员方能够跨越一度似乎深不可测的歧见鸿沟，发起多哈回合，显示出了摒弃以邻为壑政策、携手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意愿。在当前的危机中，假如各国能够做出足够努力，危机和暂时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未尝没有可能成为推动多哈回合突破僵局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