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沉疴重重,水电备受争议,核电脚步放缓,新能源发电尚难担大任,电荒越来越成为“常态”,这是否会成为压倒中国中小制造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沙江上,坚定的水电拥趸们在新战场赢得了胜利。根据三峡集团近期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4座巨型水电站将在这里崛起。其规划装机规模近4300万千瓦,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年发电量约1900亿千瓦时。
中国水力发电利弊之争正处于白热化,此消息无疑刺激了许多人的神经。刚刚结束的大旱给了他们反对的理由:水电也要“靠天吃饭”,且不论巨型水电站是否导致旱灾,一旦大旱发生,它们远远不能发挥设计图纸上的完美功能—50年不遇的大旱,恰恰是7年以来最严重“电荒”的导火索之一。
这种争论实际折射了中国电力供应进退维谷的尴尬。僵硬的体制已将电力乏力的因素无限放大,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翟若愚曾说,如果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不改革,2011年火电企业仍将继续亏损,并有可能出现2004年拉闸限电的局面。这番话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实际上,对业内人士来说,这甚至算不上是个预言,而是毫无悬念的事实。
问题远非煤电联动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对整个电力产业链进行系统改革。火电沉疴重重,水电备受争议,核电脚步放缓,新能源发电5年之内难担大任,因此电荒可能成为“常态”,非但年年来访,而且不分淡旺季。
对于已面临诸多新压力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这不啻于一场梦魇。“企业要倒起来是非常快的!”湖南一家工业公司负责人大声告诉本刊记者,他的企业已因为缺电而影响对客户供货。“幸好之前还有存货。如果缺电时间更长,交货时间拖延得更久,客户将大量流失。”
苦苦挣扎
对于湘潭钢铁厂的管理层而言,今年5月恐怕是他们最不愿回忆的一段时间。由于缺电,该月直接损失达1.9亿元。
这家钢铁厂是湖南最大的制造企业华菱钢铁的子公司,也是湘潭用电大户,其用电量占到整个湘潭的1/3。“4月份压电就变得特别厉害,从4月底开始,轧钢厂就全停了。”湘钢能源环保部部长何峰说。轧钢属于后半段工序,其耗电很大,停工也是迫不得已。由于无法轧制钢材,湘钢库存里堆放的都是一些中间产品,根本无法向客户交货。“全公司接二连三地为用电开专题办公会,用电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何峰苦笑了下。“可以预见,虽然现在水电发电量也上来了,但接下来几个月是用电高峰期,‘电荒’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他深为忧虑。2008年冰灾造成的缺电仍记忆犹新。“那次停电给工厂设备造成的损害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可那一次是自然灾害,属于急性发作,而现在的‘电荒’我却看不到尽头。”
湖南水电装机占到电力总装机的40%以上,今年前5个月,湖南水电日均发电量比往年减少40%以上,是电荒重灾区之一,电力缺口一度达到1/3。即使省会长沙,用电也极其紧张。大批企业需要错峰用电,所有路灯减半开启,景观灯也停止使用。进入6月后,随着几轮强降水才稍有缓解。
“看不到尽头”最令人担心。对于珠三角的一些企业主来说,他们更加焦虑。章先生是一家民营机械设备公司高管,他的公司位于深圳宝安区。如今,每周三日的断电已成了公司例行程序。停电前一天,他总会收到供电局发来的短信:“尊敬的用电客户,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明日用电预警信号为橙色,表示电源有较大缺口,请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错峰日为星期三、星期五的客户务必自觉停止生产用电。”
这些短信的口气礼貌而坚决,章无计可施,尽管知道不会有什么效果,他还是经常揣着渺茫的希望把短信转发给企业协会负责人,希望对方能和电厂代为斡旋。
“一个星期停三天,周一、周三和周五,连调班都很困难。”章先生感叹,他的公司员工已开始罢工,因为不开工,员工工资就会减少,这给公司运转带来了极大困难。“现在连生活用电也停掉了,晚上只能点蜡烛。”
章所面临的局面在广州、深圳等地相当普遍。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相关人士透露,1-5月全省实际负荷需求已超过7100万千瓦,接近去年最高水平。而三季度,用电需求还将剧增,预计最高统调负荷需求将达到7800万千瓦。目前经信委也正在加强运行调控,如东莞市按照全市平衡、总量控制的原则,按季度制定“市保用电企业”名单。市保用电企业原则上每周错峰轮休比一般企业减少一天。纳入市保用电名单的企业达135家,保用电负荷共58.78万千瓦。
即便是这些保用电企业,其用电量也并非高枕无忧。深圳市工业巨头比亚迪正在为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全力以赴地生产电动汽车,目前时间已不足两个月。即使如此,据悉承担关键工作的动力电池事业部在每周四仍必须断电停工。
也有少数大中型企业考虑从供电局直接拉专线,家电企业艾美特就是其中之一。其副董事长蔡正富介绍,拉专线投入大概在600万元,可这样停电的时间就很少。可是,能够从供电局拉专线的企业凤毛麟角。对于绝大多数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如果要维持生产,只能依靠柴油发电。“以前柴油一升才几毛钱,现在要七八块,涨了十倍以上。”一位小企业主抱怨。“成本太高了,我们确实无法承受。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把企业卖了,也去打工了。”
在广州,台资企业协会对成员企业刚刚进行了用电调查,并正在向上反映用电紧张情况。“今年缺电时间大幅提前,有些地方一星期要停三四天,许多会员企业已在考虑向外迁移了。”会长程丰原透露。
“三年前,广东就提出‘双转移’战略,也就是产业和劳动力的双重转移。”一位业内人士猜测这或许正是广东省政府希望看到的效果。“金融危机后,由于汇率、环保和劳动力成本等压力,很多已举步维艰的企业纷纷离开了广东,现在的‘电荒’,无疑会加速这一过程。”
“水火难容”
大雨突至前,即使是有“湖南最后一杯水”之称的东江水库,发电量也相当有限。“当时东江水电站状态和我的手机差不多。”东江水电厂宣传部负责人刘小平晃了一下手机,只剩下一格电。
东江水库有“小洞庭”之称,位于湘江支流耒水之上,库容远超省内其它电站水库。它承担着支持湘江抗旱和向下游补水的重担,“最后一杯水”由此得名。因为需要给湘江沿线重要城市供水提供保障,东江水库一般要保持足够蓄水量,水电站在发电方面更多只是承担调节任务。
但是在今年湖南严重缺电情形下,连“最后一杯水”也不得不动用。根据刘小平提供的数据,今年1-5月,东江水电站发电量为6.38亿千瓦时,超过去年同期两倍多,用水量因而也远超去年水平。可是偏偏今年来水却比往年减少很多,东江水库水位每日下降,到5月末,仅为267.06米。
东江水库曾在2003-2010年间五次放水抗旱,据刘小平回忆说,仅有2003年那次能与现在相提并论。
端午前后,经历了春夏连旱的三湘大地终于迎来久违的大雨,东江水电站的工作人员稍微松了一口气,可接下来会怎样,他们依然非常担心。2003年的情况是出现在经历了夏季最干旱的天气之后,而这一次的考验恐怕还远未结束。
“东江水电站不仅是‘最后一杯水’,现在看来还将扮演‘最后一度电’的角色。”刘小平称,包括凤滩、柘溪等在内的大型水电站此前都已到了死水位,完全处于停机备用状态。“湖南电力行业需要靠天吃饭。”五凌电力一位相关人士对此深有感触。这家隶属于中电投的水电企业所拥有的装机占到全省水电装机60%以上,来水量对其发电造成的影响,将直接波及到全省的供电。“往年这个季节一般不会出现枯水,但今年旱情非常严重,水力发电变得困难。”
实际上湖南也并不缺乏火电装机,供电原也不应完全靠水电硬撑。可数据显示近期全省有一半的火电机组没有出力。华银电力副总经理罗日平对此无可奈何。“现在电煤问题是‘十个坛子七个盖’,涨一次价盖子就被挪到其它的坛子上。”罗所谓的“坛子”指的是电厂,而“盖子”则是电煤。由于资源和运力紧张使得煤炭价格不断上涨,火电企业经营愈发困难。“救救火力发电。”罗日平甚至如此呼吁。据其介绍,湖南火电企业上网电价需调高5-7分,才能扭亏为盈。而目前,华银电力已有三家下属火电厂因为持续亏损而资不抵债。
湖南并不太缺煤,它每年自产煤炭超过5000万吨,只是其中有将近3000万吨运往外省,其中绝大多数送至广东。除此之外,位于湖南南部的鲤鱼江电厂用煤产自湖南本地,可其供电却通过南方电网直接送至广东。
“本省煤保本省电”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煤炭资源省份限制煤炭流出本省,像河南使用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一吨煤运往外省需征收200元,但湖南只收30元。”华银电力相关人士抱怨。可是,如果煤炭留在湖南,广东等邻省必将出现更大电力紧缺。
只要煤炭交易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煤电之间的博弈就不会结束,这已是个每年都会谈起的老话题。既然赔钱发电,尽管用电紧张,不少火电企业在完成计划电量后,就以停机检修为名不再发电。来自湖南省电煤系统的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湖南省超过10家电厂的部分机组进行检修,5月份也有约9家电厂机组进行检修。
湖南的困境是当前电力格局的缩影。“十一五”期间,由于关于水电对环境影响的争论等原因,水电开工量只有2000多万千瓦,远低于原定的7000万千瓦规划。“十二五”期间国家表示要弥补欠账。可是,许多水库都和东江一样,扮演着蓄洪防旱和发电的双重功能,如果水电和火电不能流畅接棒,非但“电荒”解决无望,水利与电力之间也会形成矛盾。
被迫“开源”
曾经只要轻轻按动开关,就能取之不竭的电力,近年来已变得越来越珍贵,短期内也看不到可以解决的迹象。“电老虎”们不得不在自家生产流程中寻找“金矿”,过去是环保部门逼着企业节能发电,如今企业主动投资越来越大。
湘钢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每月用电超过三亿千瓦时,其中外购约两亿,自发电一个多亿。”何峰介绍。他所在的湘钢能源环保部成立于2009年,职能就是对以电力为主的能源使用进行规划。何峰声称,他每天想的是如何将能源用到极致。两年间,湘钢在利用余热、余压、余能进行自发电的设备上进行了大量投资。“2008年,我们自发电仅有4亿多千瓦时,2010年是11亿,到今年年底预计将有14亿多。”目前,湘钢拥有自发电机组11台,装机约16万千瓦,全部依附于生产,通过回收生产中余热、余压、余能进行发电,其中,四台机组以炼钢、炼铁的煤气为燃料进行发电,还有四台机组通过高炉气压做功来发电,另外三台余热发电机组,通过干熄焦将氮气加热产生蒸汽来发电。
“(自发电比例)还有提升空间。”何峰认为。据其介绍,大型钢厂自发电比例可以占到耗电的50%左右。例如江苏省电力公司在降雨前供电缺口虽占了全国的1/3,该省最大钢铁公司沙钢自发电比例达到了50%,就并未受明显影响。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技术(CCPP),这种技术投资成本比较高,收回成本需要7到8年时间,远高于普通的技术。
何峰介绍,其实即使自发电做到极致,也还有一半的用电必须通过电网获得,公司仍可能因为限电而影响生产。湘钢曾因此考虑过自建或购买电厂,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云川也表示支持,但尚未得到国家的批准。
对于石化企业而言,自建电站方面就要方便一些。广州石化的副总工程师黎德初告诉本刊记者,目前该公司电力需求为16万千瓦,而其自己的热电联产装机就达到了29.9万千瓦,足够自己的用电需求。“这其中有9.9万千瓦是烧煤的机组,另外20万是以石油焦为燃料的机组。”
黎德初介绍,这些热电联产机组并非纯粹的发电装置,一方面为生产工艺提供热蒸汽,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这些蒸汽进行发电。“这在世界石化领域是一种趋势。”不过,这样的发电成本比较高,所以广州石化平时用电还是求助于外购。在“电荒”时期才会显示出优势,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石化产业对生产安全性要求很高,不允许电力大幅波动,供电紧张时就会首先考虑安全性而非成本。”黎德初说。
电荒阴影之下,真正没有多少腾挪空间的,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民营企业。例如中小钢铁企业面对可能全面限电的预期,开足马力,导致今年1-5月份钢铁产能利用率一直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