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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孟庆功先生是原中国磨料磨具进出口公司（简称：中磨公司）副总经理，于1999年退休。这是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内容包括中磨公司成立及初期工作的艰辛；公司工作初见成效，凝聚力增强；公司经营渐进佳景，大见成效。从中既可以看到中磨公司的发展历程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足迹，也能看到作者对公司那份留恋、怀念和热爱的情感，同时也可以作为后来人了解中磨公司发展历程的参考资料。经争求作者意见，对本文略有修改。现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一、公司的由来及初期工作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九八一年，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进出口委）、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共同决定，进行外贸体制改革试点，在磨料磨具、电瓷、轴承、电线电缆四个行业，分别组建生产企业联合体，直接开展对外贸易，以此种方式，把专业生产企业推上外贸第一线。中国磨料磨具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中磨公司，原名为中国磨料磨具出口联营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可以是说，中磨公司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产物。根据领导的安排，我有幸参与了中磨公司组织过程的具体工作。

　　按照国家进出口委、国家体改委的指示精神，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中国磨料磨具工业公司，第一、二、三、四、五（原名为陕西临潼东风电热元件厂）、六、七、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砂轮厂的代表，在北京总参招待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磨料磨具出口联营公司，参加单位的厂长或经营副厂长为董事，组成董事会，推举丛惠滋同志为董事长，刘庆丰同志为总经理。

　　中磨公司成立初期，具体业务工作，由杨景富、夏瑶峰和我来组织实施。后来，杨景富调二砂工作，夏瑶峰调三磨所任副所长，具体组织工作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中磨公司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生产企业和研究所，后又招收一批大学、中专毕业生，全部工作是靠边工作、边学习，在工作中逐步了解和熟悉外贸业务，不断摸索着前进的。工作中遇到的重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更多的困难还不是这些，而是来自外界的阻力。因为新成立的这些试点公司，无形间成为原来外贸企业新的竞争对手，有个别外贸公司的负责人把这些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试点公司说成是文化革命的战斗队，予以排斥。为了支持这些外贸体制改革试点的工作，于一九八二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进出口委、国家体改委的联合文件，要求磨料磨具等四个试点公司对这几类商品实行归口管理，一个口对外。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吕东，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陶力先后主持召开有关部委和四个出口联营公司有关人员的会议，中磨公司派我参加了这几次会议。中央部门的领导在会议上反复强调统一对外的必要性，称这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要求大家认真遵守。吕东主任还讲了他担任冶金部长时，为了进口轧钢的企业，都是只愿提供二、三流的设备，且价格大同小异，后来在欧洲其他国家，才联系到比较合适的设备。严厉批评我们国家的一些外贸公司，为了争夺客户，互相压价，恶性竞争，损害国家利益。当时的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副主任陈晓谷还要求我们调查各外贸公司出口磨料的价格情况。按照这一指示，我们派人先后到青岛、上海、广东、深圳等海关，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但是，中磨公司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外贸企业，根本无法干预其他单位的出口价格，加上涉及范围太广，没有能力达到上级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我们自己的外贸业务工作做好，又减少和其他外贸公司的矛盾，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在一次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出口工作会议上，我在小组讨论发言时，谈了我的这些想法。当时机械部分管外贸工作的副部长赵明生到这个小组听取讨论，他又问了我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意见。事隔不久，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CEMC）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到北京去一次，说他们公司的贾总找我有事商量（当时CEMC的总经理是贾庆林同志）。在CMEC，贾总召集我和该公司机床工具处的李岩林处长一起，商量如何避免“内战”，研究统一对外的办法。机械部机床工具工业局外贸处的高景春同志也一起参与研究。李宏林处长提出，以中磨公司为主，他们参加，成立联合办公室，人员绝大部分从中磨公司抽调，他们只参加一人。组成联合办公室后，CMEC把他们各省市分公司的磨料磨具对外签约权，全部收到联合办公室。对外签约之后，凡是中磨公司有能力执行的，一律由中磨公司执行，中磨公司没有能力执行的，由货源所在地的CMEC分公司执行。我认为李处长提出的这种办法，是诚心诚意希望合作的，是顾全大局的。由于中磨公司成立不久，客户还不多，这也是对中磨公司的大力支持。我非常高兴，表示完全赞成这种办法。为了慎重起见，又表示回公司立即向董事长汇报，最后以董事长的意见为准。第二天上午，高景春同志打电话要我到机床工具局去一趟。到了机床工具局，两位局领导问了我和CEMC谈的情况，批评我表态不慎重，损害了中磨公司的利益。返回郑州之后，我把这次北京之行与CEMC谈的情况以及机床局领导批评我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董事长丛惠滋汇报，他表示虽然CEMC提出的办法是对我们有利的，但由于上级机关之间有不同的认识，我们也无能为力，只能不了了之。于是迟迟不能如约和CEMC组建联合办公室，造成该公司有的同志很有意见，甚至有人在会议上指名批评我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而我又不能作任何解释，只能默默地听着。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李岩林处长打电话给我，说他从机床局那里已了解事情的原委，知道我为此事受了批评，受了委屈。让我以后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他们会大力支持和帮助。在以后的日子，CEMC确实对我们的工作给了许多帮助。

　　中磨公司由于是中央部门批准的试点企业，也得到了许多相关单位的帮助。例如负责外运工作的天津外经公司，李俊峰处长亲自到中磨公司的北京办事处，给我们的业务人员讲解外运方面的知识，传授具体操作方法。对中磨公司货物的外运费，破例按人民币收取，解决了当时中磨公司外汇短缺困难。

　　这一段历史说明，中磨公司成立初期，是在重重困难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通过中磨公司这一段历史，也进一步证明，外贸体制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问题的解决，要靠不断的改革开放。在以后的外贸体制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许多原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

　　二、公司工作初见成效，凝聚力增强

　　中磨公司成立以后，由于影响的逐步扩大，吸引了更多的工厂企业参加进来，由公司成立时的11家发展到后来的60多家，几乎所有有一定规模的工厂都参加了进来。有的地方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还主动和中磨公司联系。例如，牡丹江市机械局的李景林局长，就亲自带着牡丹江市磨料磨具厂的负责人，到郑州公司总部，要求加入公司。工厂企业有很高的积极性，是对我们工作非常大的支持，也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为了更多地发挥中磨公司是企业联合体的优越性，使工厂企业参与到公司的工作中来，我们积极为工厂企业做好服务工作。首先，我们组织工厂企业的负责人、业务人员、技术人员到国外市场考察，了解国外客商对我们产品的需求，包括数量、品种、规格、技术以及售前售后服务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曾先后组织一砂、二砂、三砂、四砂、五砂、六砂、七砂、上海、牡丹江等多个砂轮厂的有关人员，对亚洲、欧洲、美洲等地的磨料磨具市场进行了考察，还会同研究所、设计院的有关人员，对国际市场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研究，将南美洲、北美洲、亚洲、西欧、苏联东欧的磨料年产量、大致的生产成本、市场容量等作了汇总分析，使我们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措施时，做到了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从而避免了盲目性。第二，每年的两次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是国外客户和港澳客户比较集中的时候，也是联系客户的大好时机。我们积极组织工厂企业的业务人员，参与广交会的工作，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接触外商、捕捉商机。但是，由于那一个时期，改革开放的程度还不高，参加广交会的人员限制还比较严，中磨公司只有一个展位，参会人员只有2-3个名额。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主动和广交会办公室联系，向他们讲述我们中磨公司和成员企业的情况，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很大的支持，每届广交会，都会给我们二、三十位临时名额，使工厂企业的业务人员能够进入广交会展馆，参与对外的洽谈工作。第三，利用地处沿海地区工厂企业的有利条件，加强对外联系。我们先后在上海、广州、青岛、大连等地设立了公司的办事机构，分别由上海、广州、四砂、一砂等砂轮厂选派人员，负责这些办事机构的工作。第四，每年召开一次各成员企业外贸负责人会议，大家互相交流情况，共同研究对外工作的措施。工厂企业和中磨公司一起共同开展对外贸易，使出口业务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记得公司的第一笔金刚石出口贸易，就是由于工厂和研究所的业务人员参与而做成的。当时意大利客户要求我们提供大颗粒单晶金刚石，而那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这种产品。在和客户的洽谈中，了解到客户需要这种产品是用于测试，建议他们使用金刚石聚晶。后经提供样品他们试用后，非常满意，很快签订了订货合同。经过几年的努力，中磨公司的客户越来越多，出口额也逐年上升。第五，协助工厂企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我们曾邀请澳大利亚的专家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赴三砂帮助他们提高树脂钹型砂轮和切割砂轮的生产技术，还协助牡丹江磨料厂引进德国的碳化硼生产技术。

　　三、公司经营渐进佳景，大见成效

　　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生产企业先后直接取得外贸权，中磨公司和生产企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步步深入，中央的外贸管理机构几经变更、合并，一些外贸工作的协调工作，则由各个企业的出口商会把起来。此时，中磨公司才真正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了外贸业务上来。同时也只有把自身的外贸业务做好，不断扩大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为工厂企业的产品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才能保持和工厂企业的良好关系。为了加强对外联系，不断扩大市场，我们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记得在一九八四年的广交会期间，一个香港客户约我在深圳见面，当时除了商谈对外贸易之外，又谈了如何使双方联系更加方便，认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是很好的对外窗口，如果能在深圳设立公司的机构，会给港商以及其他海外、国外的客商提供联系的方便条件。回到公司之后，向公司领导汇报了我在这方面的提议，经过领导研究同意这一提议，并通过内部招标的办法，选定青年业务员郑少克负责前往深圳创办中磨公司的深圳分公司（开始时名为中磨公司深圳经理部），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更加广泛地联系香港、台湾客户，由于当时还不允许和韩国直接开展贸易，通过香港客商，做了一些对韩国（贸易）的准备工作，此外，还利用深圳的优惠条件，购置了一些房产，当时深圳（国贸大厦）的办公用房估价每平方米2000多港币，（红岭）大厦9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估价为14万左右一套。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深圳分公司以所购房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购买（国贸）大厦办公用房半层，（红岭）大厦住宅8套，后很快还清贷款。这些房产除了深圳分公司自用外，还有一部分作用于出租。又是一年的广交会，海南黑刚玉厂的王厂长，希望我去该厂商谈合作事宜，我们公司的客户也需要黑刚玉，我即在广交会结束之后，去了海南黑刚玉厂。此时，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的郭玉山高工也要去该厂帮他改进技术。这样，在海南黑刚玉厂，请郭玉山高工帮忙，对该厂的产品品质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了解，并挑选了一些样品准备提供给客户，其间，又请王厂长帮忙，拜会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的经济委员会，向他们咨询了海南的一些情况。据他们介绍，海南是广东省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工业很少，海口的许多工厂，每周只能保证一天供电，其他要靠自己解决。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宾企业落户海南，帮助海南的经济发展，他们有许多优惠政策，例如，政府给外贸企业的外汇留成为97%，3%的外汇额度，由当地政府收购，每一美元的外汇额度的收购价为2元人民币。而当时内地外贸企业的外汇留成为70%，30%的外汇额度之偿上交当地政府。

　　这样算下来，在海南每收汇一百万美元，即可比内地多获得八十六万元人民币的利润。在进口方面，凡是原材料进口，只要是在海南使用的，一律免收关税。而在内地，则要根据进口的不同品种的原材料，缴纳不同比例的关税。随后，我又到港口了解了一些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之后，我认为很有必要在海南设立公司的分支机构，可以利用海南的优惠政策，先把外贸业务搞好，集蓄物力、财力，再利用海南工业落后的空间，发展基地项目。鉴于此，我当即和海南行政区经委草签了在海南设立中磨公司海南分公司的协议。由事先未向公司领导请示，先斩后奏，经反复向领导汇报，最终才同意了我的意见，并选派元晋予同志负责去海南创办分公司。现任中磨公司总经理的元晋予等到了海南，大刀阔斧，积极开展工作。半年之后，中央公布要在海南设经济特区时，已经创汇几百万美元，并购置办公用房。在以后的几年里，海南分公司一直是中磨公司各部门、各分发机构中经营最好的单位，公司总部所需发展基金，大部分是由他们提供的。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大陆和台湾省的民间往来也逐步增多，为了给对台贸易提供更便利的条件，我于一九九一年，前往厦门创办中磨公司的分支机构。为了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既发挥当地台属多，侨属多，对外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又发挥内地货源充足的优势，我们和厦门市的云峰公司成立了联合公司，共同开展对外业务。不久，根据机械工业部和公司领导的安排，我又返回郑州总部工作。

　　总之，我在中磨公司工作的二十年时间里，既经历了创办初期的困难，也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我退休之后，公司的领导班子采取了许多新的有力的措施，加快了公司的发展步伐，特别是最近几年，公司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是公司成立以来最辉煌的时期。2009年，在中磨公司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验收会议上，中国机械装备集团的验收组长、原副总裁赵丰茂说，中磨公司成立时，沿海地区有一些外资公司，实力雄厚，名声显赫，到现在却一个个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中磨公司，作为一个内地公司，发展到年创汇超亿美元，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对中磨公司的肯定和褒奖。我作为中磨公司的退休员工，祝愿中磨公司继续发展壮大，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