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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一季度经济运行初步核算数据日前陆续公布，已公布的16个省份GDP同比增长速度显示：除湖南、新疆两地GDP增幅略高于去年同期外，其余14个省份均低于去年一季度增幅。 

　　第一季度中国区域经济出现什么新的特点？地方政府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中国经营报(微博)》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研究人士。

　　区域经济“北上西进”

　　《中国经营报》：各省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已经发布，如何看待今年第一季度区域增长情况？有什么特点？

　　巴曙松(微博)：第一季度全国经济和部分省份GDP出现小幅回落，分地区来看，一季度福建、湖北、湖南、山西、天津等省市的GDP增速虽然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仍然实现了14.5%、14.4%、13.9%、12.8%、16.5%的高速增长，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可以看到，结构调整的效果在不同区域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东部沿海省份、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增长速度已经明显回落，而且落幅高于其他省市，结构调整的推进速度也明显快于其他省市，投资领域主要体现为有利于产业升级、服务业提升方面。例如北京市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6%，显著低于全国工业增长14.4%的速度，北京一季度工业增速较低，这是北京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的结果，如首钢退出、汽车限购都对产业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

　　又例如广东，第一季度10.5%的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两个百分点，但工业投资增长了21.3%，增幅同比提高12.0个百分点，其中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加快，分别完成投资282.65亿元和95.36亿元，增长37.6%、39.4%。

　　部分中西部省份产业发展空间仍然较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依然相对强劲，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地方政府的投资规模也较大，如四川、湖北等。但是与之前的“为出口而投资”有所不同，目前中西部省市已经逐步转向“为产业转移而投资”“为消费而投资”。所以，在未来一段时期，东部省份加快产业升级、中部省份承接产业转移、西部省份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的“三方格局”仍将持续，虽然结构调整的侧重点仍将保持明显的区域分化，但方向大体一致。

　　陈耀：可以看到，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中西部地区增速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如四川GDP增长15%，湖北增长14.4%，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增长10.5%，北京增长8.6%，这表明区域经济结构改善。

　　从第一季度来看，中国经济“北上西进”的趋势正在加快，所谓“北上西进”，是从投资产业和经济空间变动格局来看，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地处于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较大的转移。就投资的变动来看，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区域投资份额在逐渐下降，环渤海地区、东北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份额在攀升。改革开放30年是长三角和珠三角高速增长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现在中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非常快，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我认为这种“北上西进”趋势将会是未来五到十年的趋势，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原因一是目前东南沿地区基本完成工业化，正在进行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时期，经济增长放慢。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动力在于，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科技驱动，大力发展服务业，重化工投资开始转移。同时，由于东南沿海地区成本上升较快，部分外商和企业开始向“北上西进”，在这种背景下，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速慢下来。

　　原因二，中西部及北部的天津滨海新区和辽宁沿海区域开始承接大量投资，特别是钢铁、石化等重化工项目，加速进入工业化时期，在工业生产推动下，经济增速较快。

　　地方GDP导向不改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各省GDP增长率同比回落的情况？其背后的成因是什么？

　　王小广：尽管各省GDP增长率同比回落，但这主要是由于去年增长率基数过高造成的，目前来看，第一季度GDP增长率还是太高，仍然是传统的增长方式，结构进一步失衡。今年国家定的目标是8%左右，但是各地经济增长率仍然普遍超过8%。例如江苏第一季度GDP增长12%，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江苏与全国增长率比较一致，如果真正想完成全国两会定的8%的目标，江苏的GDP增长率无疑还要进一步降低。

　　事实上，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的实际投资增速和GDP增速都被低估了，因为在现在的调控政策下，地方上报中央的数据极有可能缩水了，如果地方继续报出较高的增速，他们担心引发中央对地方投资进行更严格的调控。

　　目前宏观经济正在处于偏热的状态，许多证据可以证明经济偏热，一是目前出现淡季拉闸限电的现象，第一季度发电量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高耗能产业拉动；二是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7%，这还是在第一季度进出口出现逆差，对GDP的贡献转为负拉动下实现的，可见投资增速超出市场预期；三是一般贸易增速远远超过加工贸易增速，由于一般贸易主要以原油、铁矿石为主，这进一步证明了内需，特别是投资的旺盛。

　　在我看来，经济偏热是由地方投资热潮带动的。地方投资热潮与地方“十二五”较高的投资计划有关，目前地方投资热情非常高，GDP增长率制定的普遍较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而GDP要保持高增速必须通过投资拉动。特别是在消费需求和外需回落的背景下，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更加依赖投资。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投资增速一直低于地方增速，宏观调控对地方投资热潮的影响并不大。而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并没有吸取结构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教训，4万亿元投资计划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投资导向的增长模式，吊起了地方投资的胃口，这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的。

　　巴曙松：第一季度的两次加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重工业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水平通过对冲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抑制了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特别是银行监管部门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严格管理，及贷款偿付方式的改变，明显压缩了地方的贷款规模与贷款能力。这是一季度经济增速回落，和结构调整效果有所体现的主要原因。

　　虽然一季度的数据部分表明了GDP增速在一系列政策的调控下，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结构调整的效果也有所释放，但是在现在经济增长模式、税收体制等运行机制下，地方政府以GDP为导向的激励模式未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在打破GDP崇拜、推进结构调整的方向上，可能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具体而言，一季度GDP增速的轻微回落主要是宏观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但是，中国现有经济模式中的资源要素非市场化定价、高储蓄下的低利率、信贷与投资周期的正向反馈效应一定程度上内含了投资与增长惯性，这使得结构调整往往出现阶段性反复。

　　地方投资缺失调控

　　《中国经营报》：在“十二五”开局之年，面对第一季度相关省份较高的投资增速度和GDP增速，调控应该如何把握？

　　王小广：中国经济的根源在于结构失衡，特别是投资比重过大，消费比重较小。金融危机之后，4万元亿投资使得投资比重进一步上升，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这种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进行转型，否则迟早会出现问题。

　　由于中国投资和经济增长过热，国际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越来越高；国内出现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成本不断抬高。成本上升要求经济增长从资源投入转向科技和创新驱动，从依赖投资转向消费推动。所以，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要求各省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目前看来，地方的关注还过度集中在速度方面，速度性增长的思维没有变，从“十二五”规划的情况看也是如此。在后危机时代，三五年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是难以持续的，应该在7%、8%左右比较合理。所以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9.7%，全年预计会是9.5%到10%，还可能偏高。

　　有人认为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并不矛盾，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要进行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必须打破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主动将经济增速降下来，特别是地方投资中的高耗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结构平衡，转变增长方式。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地方投资热情非常大，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管住银行信贷来调控地方投资热。

　　巴曙松：短期来看，下一阶段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打破地方政府的所谓“GDP崇拜”的循环，一方面取决于下一阶段逆周期调控的持续性，同时也取决于经济运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展。理性地看，GDP增速是内生于中国现在经济模式的一个结果，对推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必须要对这一增长路径进行调整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