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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被认为是实现产业升级和产能转移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去”势头渐猛，对外投资占比迅速增长。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两月，中国对外投资同比下降52.8%，但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持续增长。1~2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和振伟告诉中国工业报记者，制造企业“走出去”的总体风险正在加大。而多年从事国际合作的江泰国际合作联盟主席沈开涛则表示，面对海外市场不可预知的政策风险、全新的商业环境，以及巨大的文化差异鸿沟，不少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碰壁，甚至影响到国内市场的发展。

　　制造业对外投资突飞猛进
　　和振伟表示，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比近两年突飞猛进地增长。制造企业对外投资总额在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占比长期徘徊在5%~6%，而2015年增至12.1%，2016年更是增至18.3%。
　　和振伟进一步表示，制造企业“走出去”总体风险正在加大，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应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把工作做在前面。我国众多制造企业通过并购来完成对外投资，在很多发达国家，企业并购会遇到安全限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和这些国家对于本国产业的保护，这方面的风险正在加大。
　　制造企业“走出去”遇到的第二大问题是中外文化融合不够。他认为，在中国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中，文化融合的占比非常大，“很多企业在并购前做了很多工作，认为并购前的工作最重要，其实并购后的文章更重要。很多企业因为在文化融合这方面考虑不全，导致并购成功了，但是整合失败了。”而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走出去”，融资难、信息沟通难等，也是需要从多方面入手解决的问题。
　　和振伟同时指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提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历史性机遇。目前，国家发改委作为国际产能合作主要牵头部委，已经圈定钢铁、有色、建材、高铁、化工、电力、轻工、纺织、航空航天以及船舶制造等12个行业作为国际产能合作重点行业。这12个行业均为制造业，未来在这些领域，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将有大增长。

　　四大风险不容忽视
　　近日，全球投资贸易服务论坛在江苏南京举行。论坛聚焦全球投资贸易服务过程中，特别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对的各种风险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众多企业就如何提高海外工作效率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论坛上，沈开涛告诉中国工业报记者，“走出去”的风险无处不在，主要分为四类：经济风险、政治和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和法律风险。很多企业“走出去”之后，成功率并不是很高。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对国外投资环境风险估计不足，结果造成很多不应有的损失。
　　沈开涛认为，面对海外市场不可预知的政策风险、全新的商业环境，以及巨大的文化差异鸿沟，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需要跨越三重门：一重门：政治、法律门槛高。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往往缺乏对当地政局及法律体系进行深入了解，对潜在政治风险进行预判。2015年，仅因为国外政治不稳定，就有缅甸密松水坝项目停工、中澳铁矿百亿减产、墨西哥高铁项目被无限期搁置等事件发生，令中国企业的投资损失惨重。仅就美国而言，中国企业往往会遇到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特别针对中国企业输送到美国市场的低端产品进行打压。利用知识产权手段，无端怀疑或“纵容”美国企业举报，将中国产品扣留在美国海关，制止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进而封杀中国企业是其另一个惯用手段。很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缺乏对东道国环保法律法规的了解，稍有不慎就会面临高额的环境污染整治费。
　　二重门：语言、文化差异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要问题是与不同语言文化的用户交流，并且通过当地语言对产品和服务内容进行营销。很多企业由于不重视语言服务，在跨文化交流和对外贸易中，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不仅损失了国际市场份额，也损坏了企业形象和品牌。同时，文化之间的冲突也非常容易形成矛盾，很多企业没有及时全面地了解所在国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而盲目投资，往往会蒙受损失，导致跨国交易的失败。 　
　　三重门：人力资源缺乏。人才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点。很多企业在“走出去”之后才开始全球招聘，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无法找到合适的国际化人才。更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并购后直接派出语言基础都不具备的管理人员进驻收购企业，与原管理团队在语言、文化沟通方面存在着障碍。在跨国经营时，中国企业员工的国际派遣还要符合签证、劳动与雇佣、工资、税务、行业准入等多领域的规则，繁琐而错综复杂。
　　以往中国企业对国际化运作、市场化竞争、现代金融工具等不够了解，吃亏买教训和经验在所难免。如今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过程需要提高效率，只有通过加强能力建设，才能提高效率，决不能让“走出去”的前期高成本费用拖垮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