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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两会”后首个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经济论坛，历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下简称“论坛”）都备受关注。今年论坛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结合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壮大，国内十九大即将召开，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员相继实现新老交接的背景，相比于去年论坛嘉宾普遍对中国经济硬着陆比较担心，还有过人民币汇率是否会一次性贬值的争论，今年论坛嘉宾对中国短期增长和人民币的担心明显减少，反而是担心国际局势居多。中国官员更罕见的反复提泡沫风险。可以说，本次论坛集中在讨论中国经济的近忧和远虑。

　　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为近忧
　　与去年对增长与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不同，今年论坛嘉宾普遍认可了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反而对房地产泡沫与金融风险表示担心。
　　记得在去年论坛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张高丽副总理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判断是“一季度将能够实现开门红，2016年攻坚克难，可能2017年就海阔天空。”经过了一年艰苦的去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去库存，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好转，在今年的主旨演讲中，张高丽副总理回顾了去年这一判断时，还是颇为自豪的。
　　结合今年1-2月份投资带动下的主要经济指标积极向好，消费剔除汽车负面影响保持平稳，民间投资扭转了下滑趋势，挖掘机等工程用具销售接近300%，笔者认为，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比去年更合适称为“开门红”。
　　而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去年论坛比较担心人民币汇率，还曾就一次性贬值的可能性有过争辩。但今年并未有嘉宾对此表示担忧，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发言中提及人民币汇率时表示人民币没有操纵的证据，并提到相信货币基金组织也认同这一结论。并谈到“每个人都希望人民币汇率能够稳定，或者是温和的升值”。
　　尽管短期增长并不悲观，但对房地产泡沫与金融风险却十分谨慎。在经过去年一年房价大幅上涨，即便是930后各地推出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今年以来，一些城市房价仍然大幅上涨。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城市政府总是有意无意把房价往高推，源于卖地有收入。但是地价过高成为生产运营各方面最大的成本，削弱城市竞争力。同时，刘世锦还提到，房地产税不能拖的时间太长，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加快推动。
　　中国政府财经高官的发言并未对房地产风险避讳莫深，而是直接指出了财税改革、土地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滞后与房地产泡沫的联系，比一般场合的发言有所突破，显示了决策层对于房地产风险的担忧。
　　也诚如笔者在去年专栏文章《房地产国家牛市的八大风险》中提到的，限制需求只是短期手段，加大供给、积极推动土地与财税改革才是让民众打消国家为楼市背书，避免房地产市场香港化的关键。

　　供给侧改革和中美贸易关系实为远虑
　　从长远来看，由于今年恰逢十九大召开，未来五年将会有更多的改革在新一届政治领袖的部署下展开，论坛也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以及十九大后供给侧改革如何推进进行了深入探讨。
　　例如，今年2月履新的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则提到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结构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对于是否认可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以基建投资作为补短板的主要内容的尖锐问题，何立峰做了明确的不认可的回答。补短板主要是靠供给侧改革去改善营商生态的软环境和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硬环境。
　　此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也表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政策确实可以增加杠杆，阶段性增加总需求，防止危机快速蔓延，但如果浪费掉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那么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
　　笔者认为，中国官员的上述表述体现了高层对于推动结构性改革的迫切。希望十九大后，一些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加快推进。
　　而从国际情况来看，由于去年论坛后，全球相继出现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等黑天鹅事件，围绕全球格局的新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讨论亦成为论坛焦点。当然，早在前几年的论坛上，嘉宾便对中美关系“非常态”进行过一些描述。
　　记得2015年前美国财长鲁宾曾在论坛上提到过一个中美外交的“现象”，即中美双方在讨论双边关系之际，常常从批评对方开始：美方抱怨人民币汇率受到干预，政府对于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的补贴，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中方则不满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准入实施限制等问题。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则在当年的论坛演讲中将中美摩擦的背后的实质归因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
　　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年的中美关系新格局的演变并非偶然，关键在于未来如何演变。此次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将中美的经济关系称为是两国关系最坚定的压舱石。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则提到，美国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方向存在逆转，但美国如果脱离这种全球化的进程，风险很高，对中国尤为如此。
　　巴尔舍夫斯基指出当前中国一些产业贸易政策确实有一些偏向于中国公司的，而且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度很高。未来若要避免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中方可以进一步在经济改革和开放，减少歧视性的措施，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减少监管壁垒、并可增加对美国投资以带动当地就业机会等方面回应中美贸易关系非常态。
　　而这亦符合笔者在本专栏文章《特朗普阴影下，中国如何应对？》中的观点，笔者认为，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均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正如笔者中国国内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是美国打贸易战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而中国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并配合改革，推动市场主体公平，对于降低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利，也符合中国改革的方向。
　　总之，此次论坛对短期增长并不悲观，但对房地产和金融风险表示担忧。而从长期来看，十九大后能否在国企改革、土地改革、财税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以及未来全球化趋势如何演变，中美贸易关系能否在今年4月中美领导人首度会面会后进一步改善，都是影响中长期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