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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史亚娟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2016年二季度GDP增速为6.7%；1-6月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0%，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速在连续三个季度回落后的首次企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动力：过去20年间，中国快速“工业化”为制造业创新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目前单靠廉价劳动力与外延式扩张，很难让企业获得丰厚回报，甚至会被淘汰出局。
       而在寻找技术和产品更新的道路上，中国制造可更多借鉴德国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从1到N，从有到精，不断改进，追求极致，并用制造业提高就业，加大抗金融风险性。 

       “低增长”背后，中国仍有潜在优势
       《中外管理》：您曾在2016年1月的“学习型中国论坛”上预测：整个2016年将是中国经济调整最困难的一年；二季度经济开始触底反弹，当下应如何处理“经济结构调整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
       姚洋：2015年底到2016年初，房地产市场回暖，间接提振了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指数：PPI环比由负转正，大宗产品价格均开始上升，这些都是经济好转的迹象。
       但不能忽视的是，从2012年开始，新一轮经济减速期刚刚开始，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环比呈逐步好转态势，关键是处理好“经济结构调整与保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一，要认识到经济下行期是淘汰落后产能、生产力的必要过程。经济周期的出现，很大原因是“预期”造成的，即在经济形势好时，往往会超额投资，“预期”达到顶峰时，便会遇到一个大的冲击，必然出现产能过剩和债务累计。2015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保增长（简称“三降一补”）政策非常正确，也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第二，要快速找到“经济结构调整和保增长”结合点。不妨借鉴上一轮经济周期中的“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联动”做法，彼时正因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大部分银行坏账，才使得当时的国有企业可以“轻装上阵”，实现盈利，也造就了2003年到2012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繁盛。而当民间投资人转变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后，又可间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中外管理》：英国公投“脱欧”成功，不惜以国家分裂为代价抵制全球化，背后推手之一也是陷入低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中国对于经济低增长的担忧同样存在，对待“经济增长放缓”的正确态度是什么？
       姚洋：从宏观背景看，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成为中国实现赶超的最佳机会，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以下潜在优势：
       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地处东亚，我们也会把经济增长看成常态，但放眼全球，经济增长却属小概率事件。意识到这点，对于我们判断当下经济形势是有利的。中国经济实现赶超的第二个优势将来自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再次推进：四五年前私募基金公司数量很多，但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零；现在则是PE满天飞，唯独缺少好项目，现在有了投资的根基后，科技投入已占到GDP的2.1%，要知道中国GDP只有美国的一半，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7，这意味着，尽管中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但中国的科研力量更有优势。此外，空间优势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持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过去20年间，中国发展基本是沿海的发展，按照经济学的“收敛理论”，如果两个国家采用相同的经济政策，收入较低国家的增速会比收入较高国家快；该理论应用到中国现实，则是在投资得宜情况下，内陆地区经济增速将比沿海地区快，这既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巨大动力，也是创新的巨大市场。
       《中外管理》：对比金融改革和空间优势，中国制造业更加发达，其在经济低速增长期的潜力体现是什么？
       姚洋：中国制造业种类繁多，小到螺丝钉，大到高精尖机床，任何从事中间技术的制造业都无法离开中国市场，这与政府始终坚持发展制造业有很大关系。截至目前，中国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运输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40%以上，制造业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是不可否定的，未来中国产业和技术升级都要以加强制造业为核心。在这方面，韩国和德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韩国早在1960年代就已开始工业化进程，目前其制造业占GDP比重仍保持在30%以上；德国是发达国家中最看重制造业的，其制造业至今雇佣了全国1/4的劳动力，且德国人执着于对现有产品和技术的改进，牢牢占领了机械制造、汽车和化工等传统领域的高地。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推动力。一是制造业企业已经意识到，靠廉价劳动力和外延式扩张不仅不会继续获得丰厚回报，甚至会被淘汰出局；二是快速工业化积累的大量资金，也为制造业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制造业创新，重在学习“德国模式”
       《中外管理》：谈到创新，业内认为有“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两个标杆，结合中国国情和实体经济的现状，哪个标杆对我们更有借鉴性？
       姚洋：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创新是动力之源。目前有两条创新路径可供借鉴：“从0到1”和“从1到N”。
       先说“从0到1”。美国移民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创新路径必然是“从0到1”，这种创新方式也被称为“美国模式”。它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破坏——赢者通吃，即新技术催生新行业的同时，也会把老行业打垮。“美国模式”是一种“超资本主义”模式，造就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只存在少数富人，绝大多数都是穷人。该模式更适合BAT这种垄断型互联网巨头借鉴，因为BAT早已走到产业发展的前沿，只能走“从0到1”的创新之路。
       再说“从1到N”。就是从1到多，从有到精，不断改进，追求极致。相比美国“从0到1”，“从1到N”也叫“跟随式”创新。德国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他们严谨求实、精益求精，所以这种创新方式也被称为“德国模式”。长远看，它不如“美国模式”，却有很好的就业基础，目前德国制造业已成功带动25%的就业率，强大中产群体的存在，非常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也兼具很强的抗金融风险性。相较美国“赢者通吃”的“断崖式创新”，德国制造业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更值得中国借鉴。此外，只有制造业才是中国的脊梁，如果这部分被打垮，必将失去经济发展的根基。
       因而，“中国式创新”不妨走两条路——既要学美国，也要学德国。尤其不可忽视制造业，要提倡“工匠精神”。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消费，中国的内需扩大，中国的社会稳定，没有一样能够离开制造业，能够离开“从1到N”的创新。
       《中外管理》：继国家提出《中国制造2025》目标后，201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的“工匠精神”，再次让制造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如何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过渡？推进“工匠精神”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姚洋：“德国模式”是跟随美国后，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做连续性改进，它也是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过渡中学习的榜样。以德国“默克工厂”为例，其以制药起家，一直专注于液晶产品研发，但它并不生产任何显示屏，只做液晶和少部分处方药。随后凭借一点一滴的进步，默克工厂不断占领市场，至今已垄断世界70%的液晶市场。现在，默克工厂已经开始专注于OLED（有机发光二级管）的研发，一旦成功，未来的液晶屏将可以做得更纤薄，颗粒感微乎其微，甚至可以任意弯曲，做成任何形状。
       “工匠精神”被列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是国家对制造业提出的新要求，非常及时。工匠精神作为代表专注、精确、注重产品品质的一种精神，在中国推进的最大难点，是如何落实：
       一是提倡工匠精神，首先要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于美国的两极分化，德国的中间阶层——工人，力量非常深厚，这与其完善的技校体系、工人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薪酬水平紧密相关。仍以“默克工厂”为例，其实行的是“文化理论和专业技术”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当地高中联合办学，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进入默克工厂工作，工作几年后还可以到默克大学继续深造，有针对性地提升专业技能。中国不妨设立类似试点学校，给予工人相关技术等级，让他们在达到高等级的同时，获得相应社会地位。二是可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采取一定的政策倾斜，如降低增值税和部分社保成本等。 

       “互联网+”不如“+互联网”
       《中外管理》：2014年至今，“互联网+”是一个热词，甚至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带来的利和弊各是什么？如何正确看待“互联网+”？
       姚洋：“互联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传统行业应该积极拥抱互联网，这是它的显见含义和最大价值。“互联网+”对于宏观经济的意义，在于能对其他产业造成革命性改变，但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制造业，不能像美国那样依靠硅谷，依靠尖端科技，中国制造业亦不能拘泥于过去的陈旧思路，而是要用互联网改造。二是不要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就变得心浮气躁，比如很多企业家由此患上“互联网焦虑症”。企业家们不要认为离开互联网就将难以生存，或与时代脱节，相反，仍需聚焦自身优势，踏实做好实业。
       与其说“互联网+”，不如说“+互联网”，意思是传统行业要善用互联网服务于实体经济，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尤其在第二轮互联网热潮兴起时，很多人都热衷用App积攒流量，唯独不思考最终盈利点，不能变现的“互联网+”没有生存意义。
       《中外管理》：为应对互联网的冲击，德国提出“工业4.0”，核心是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实现灵活生产、零库存和互联网营销，一句话，就是要实现“云制造”。目前“云制造”在中国制造业中也被广泛提及，您如何看待？
       姚洋：德国正在实施的“工业4.0”，将所有流程都“放”在云端，强调个性化生产和柔性生产，是基于整个社会发展都非常平稳，人们有能力追求个性化消费。相比之下，中国市场需求远未达到这种程度，尚处于大众化消费阶段；从企业互联网建设的基础设施看，多数企业并未建立内部数据系统，管理者甚至不清楚资金流、材料流等数据，何谈“云制造”？
       目前中国工业正处于2.0到3.0阶段，个别甚至还未达到2.0，只有进入3.0阶段才能实现自动化生产。《中国制造2025》将目标定在工业3.0是适合的，实现“工业4.0”，中国至少需要20年时间。可喜的是，中国在中等技术领域已开始跃居世界前沿，比如中国家用电器目前就已经稳居世界第一，海尔、美的、格力等优秀制造业企业都在不断学习新技术，中国家电在未来几年内整体打败“韩国制造”、“日本制造”是有可能的，中国工业4.0也会率先在家电领域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