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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如果前中期放任人口爆炸式及快速的增长，爆炸形成的人口积累，在30年后的一个阶段中，助推该国快速完成工业化，进入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反之，一个国家前初期就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则可能人口储备规模不够，出现严重的经济主力人口不足、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在工业化后期快要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失去足够青壮年人口规模的助推力量。
　　前期快速增长的人口储备积累是发展中国家从现代化起步，未来几十年内经济从低增长到高增长，最后推动其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重要爆发力；而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人口力量萎缩，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和老牌发达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度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的重要原因。

　　一、如果无特别措施：经济增长将有20年的L型
　　我认为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专访权威人士有关经济增长可能是长期L型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没有特别的措施，未来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长期沿着L型滑行20年左右的时间，2036年能否东山再起，主要还是取决于2016年以后人口生育和增长的势头。
　　中国目前下行的大势：由于22岁到45岁经济主力人口的猛烈收缩，导致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的突然萎缩（有人认为汽车按照发达国家的万人拥有水平，还有上升空间。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是老人，城市人口老年化程度更高，这两部分人口对汽车的需求愿望和能力都较低。），产业全面过剩，工业化提前基本结束，服务业提前来到，城市化半拉子工程，国内许多产业有被提前向国外挤出转移的压力。经济8%以上速度高增长的时间，比韩台等国家和地区短了10到15年；而从8%速度跌下来那年，人均GDP则只是韩台从8%速度跌下来那年的三分之一到一小半。现在产业没有成熟，但被挤出性走出，去在企业体制、商业品牌渠道、产品性能等各方面并没有准备好。可能会发生国有企业向外走资产减少和经营亏损了，而民营企业有可能走出去就不回头了，走没有了。
　　我们回归了1974到1994年阶段的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即1994到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关系，得出如下相关关系式：ry= -1.293 +0.749×pop；其中，R2=0.6017，pop的p值=0.000，显著；人口增长率pop为1974-1994年，GDP名义增长率ry为1994-2014年。
　　也就是说，中国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1994年到2014年的人口增长率之间高度相关。从经济角度对这种滞后关系进行解释：由于人口20岁左右进入劳动年龄，将扩大或者收缩国民经济劳动力投入的规模；要租房购房，扩大或者减少对房屋的需求，导致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扩张和收缩；要结婚生子，就会扩大或者减少对日常生活、耐用消费品，包括家庭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因此，20岁左右的人口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力量，这部分人口的增加和减少，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及产业规模等决定经济增速上行和下行的重要因素，有着重大影响。 　　从0到14岁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看，2000到2010年间每年平均减少了881万人。其中影响教育及各阶段人口消费的是，2004到2010年人口下降，主要减少的是小学在校生规模；2000到2003年的人口下降，减少的是初中和高中在校生数量；从2017年开始，大学生入学人数将开始越来越多地减少。
　　一直持续到2035年，各级学校在校生绝对数减少才能停止下来。其经济含义就是，进幼儿园困难将得到大大缓解；近中期看，小学初中年龄人口的教育和其他消费急剧萎缩；高中年龄人口的教育和其他消费进入萎缩期；而“十三五”期间，大学年龄人口的教育和消费开始萎缩，并在未来的“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越来越严重，到“十六五”时才能稳定下来。假如国内居民送越来越多的子女出国留学，则中国大学教育，以及这部分年龄人口的消费将迅速陷入萧条。
　　1994年，人口生育率为1.76，增长率为11.3‰，1995年下降为10.86‰，而到了2014年人口生育率下降为1.26（作者估算），人口增长率下降到了4.79‰。1995到2014年间也是一个人口增长率下降较陡的曲线，其中的1997到2002年，2005到2010年间的曲线更陡。对这段人口增长与未来经济增长进行推演：得出2015-2034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为：ry=-1.035+0.738*pop；R2=0.691，pop的p值=0.000，显著。这个推算，实际是一个前20年人口下行变动，假定未来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对2014年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预测。
　　这里要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经济主力人口，指20到45岁区间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在就业创业创新、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均是最富有能力的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本。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住宅、耐用消费品、汽车、奢侈品购买和消费，创业投资，发明专利和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增加或者减少变化。
　　因此，他们是一国经济活跃和繁荣的主力。中国人口坑减少的2亿多人口主要是1到45岁左右的人口，其中经济主力人口规模在1亿多。中国1亿多经济主力人口的过快收缩，是目前钢铁、有色冶金、煤炭、水泥和其他各种制造业全面过剩的重要基础性原因。而1到19岁人口进一步减少，意味着未来进入社会成为经济主力的人口也是不断收缩的。一个因果逻辑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主力人口规模收缩形成的下拽压力。
　　按照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段人口增长变化对20年后经济增长变化的影响回归分析看，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经济增长率几乎平行，1995年到2014年人口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增长速度继续下行并进入低增长区间，会对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强的下行影响。如果没有特别的改革、技术进步和创新、开放和走出去等战略、开放、体制和政策等措施强力推动等其他因素支撑， 2016-202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从7%左右跌到3%左右；2021-203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从3%左右降低到1%左右；而2030-2035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1.3%左右。中国国民经济将进入如日本一样的国民经济长期低迷增长的阶段。区别是，日本是先富后老，而中国则是未富先老，并且先老而后能否顺利实现富裕的风险和难度加大。 　　二、怎么将L型的经济增长扭转为S型？
　　经济增长从L型翻上来，难度相当大。但是，我首先认为，是可以翻上来的，关键在于怎么做。做错了，做的不够，做的不彻底，毫无疑问国民经济增长未来都会滑向L型。
　　任其经济向L型长期滑行，我们根本实现不了庄严承诺的经济社会两个百年发展的宏伟目标，并且会带来金融风险加剧、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等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路线图需要进行战略性的布局。
　　从上述人口影响经济增长的格局看，一般的宏观调控，一般的改革，一般的创新，一般的开放，已经对扭转经济增长的长期颓势没有用处，需要有大的格局，清晰的思路，大的魄力，特别大的举措，才能回天有力，扭转乾坤。这里提出一些可以弥补增长的思路和办法。供大家讨论，抛砖引玉，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达成共识，以期能形成更好的方案，力挽未来的经济增长能拔出颓势。
　　我们假定现有的经济增长率为oX0，并可能持续下降。为了不使其下降，怎么办，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哪些措施，可以稳定、弥补和替代经济增长速度呢？
　　供给侧最有力的短期政策：切实和真正地对实体经济减税减费，特别是增值税率降低到15%，下调社保费率到30%；打破银行只有政府办、国有办和高度垄断的局面，堵集资融资诈骗、民间高利借贷、地下钱庄之黑道和灰道，放开民营银行明道，从根本上按照信息对称、熟人社会、放贷决策链短、固定成本低的原则，缓解和降低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和成本。这样可以稳定住aX1的增长率。当然，在实际的宏观调控中，供给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的政策工具，要看实际的经济运行，相机决策，搭配使用。

　　供给侧结构调整1—技术创新：
　　切实改革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有技能的劳动者；吸引海外人才回国，网络全球人才，到全世界去找技术，找项目；严厉打击知识技术盗仿，强有力的激励措施鼓励创新；实施技术进步赶超型战略，推动颠覆性技术及其产业化；形成完善的科技金融等服务体系，增强创新的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能力。增长速度可以大涨bX2。
　　供给侧结构调整2—产业结构转型：
　　在一部分产业领域主动进行战略性收缩和退出，不再给这些企业贷款和其他财政等资源的输入；在一部分产业领域进行升级，数字和制造，确保并认真推进中国工业2025战略；在一部分颠覆性的新制造业领域，要进入和扩张。正负相减，带来带来cX3的增长率。
　　供给侧结构调整3—尽快放开国内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领域，放开低空通用航空发展，带来低空航空器制造、航油、通用航空旅游、低空货物和事务运输、机场建设和运营、飞行员及其他服务人员就业等经济活动。有文献测算，仅通用航空业对美国经济贡献，就占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8%。与土地使用无限年期制等恒产改革结合，鼓励民间对盐碱地等未利用土地投资改造，谁投资改造，谁拥有；林地也无限使用期化改革，按照国家标准造林育林护林，允许其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适当配一些住宅和小经营设施的建设用地。
　　其实，这可从根本上解决国家财力年年投资，年年改造未利用土地，年年造林绿化，年年浪费很大，效果很差，绿化率实际要比统计的低的问题，并可平衡国家财力不足，杜绝改变国家投资被中间环节挪用等现象发生。何乐而不为呢？
　　发展海洋经济，海岛等，也可以无限期地转让给投资者，在国家有关标准要求下进行开发利用；发展海洋旅游，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鼓励民间投资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技术进步和持续降低成本，以替代投资巨大和成本昂贵的国家南水北调等，缓解和满足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淡水需要；降低各种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在海岛上使用分步式能源和生态系统。
　　将环保生态等需要支付成本的事业，改变商业模式，使用新技术，降低运转成本，加大综合和深度利用，降低财政负担，不增加居民支出，并有经济效益。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只要改革放开，产权一定要明确和得到保护，政府鼓励，不设置障碍，让民间去创新模式，投资创业，就可带来dX4的增长率。

　　供给侧改革1—稳定和留住企业家及投资和产业：
　　国家只要开放，人才、企业家、技术、资金、产业等等，会在全世界间流动，那里最能保护产权，那里几十年后自己的财产不收归国有和不归为零，那里财产最安全，那里能获得利润，就向那里流动和转移。如果一个国家的这些要素大量地向其他国家流动、转移和再不回流，那么，怎么不会严重地拖累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呢？
　　因此，一定要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还是没有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应当坚持，毫不动摇地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保护私人物质和知识产权，进一步加强对有恒产才能投资和创业恒心大道理的认识，不翻私营企业家旧帐；个人违法并不代表企业违法，处理违法不能随意查封和关停企业；处理好依法改革与修法太慢和改革需要突破旧法束缚的关系； 进一步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改革行政及其行政事业性的一些管理体制，市场决定，放权松绑。
　　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废除耕地、林地、宅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有限年期制，明确农民和城市居民宅地、林地、耕地、房产等无限永久使用财产权制，不动产尽快确权发证，并且其可以有市场经济交易、出租、抵押、入股、继承等一切属性，废除建设用地必须由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的规定，同地同价，直接进入用市场。使投资和创业，恒产有恒心，留住近几年大举跑往国外的移民，留住大量向国外流出的资金，尽可能多地留住向国外转移的产业。留住、挽回和带来eX5的增长率。
　　供给侧改革2—盘活城乡之间人口、土地、投资等要素的互动和循环：
　　我们将城乡人口户籍管制了60多年，城镇中没有乡村进城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拨款，较为放开及合法的务工体制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明确，房价太高农民不可能在外出务工城市中买得起住宅，社保不接续和参保率较低，农民的耕地、林地、宅地等不能明确其使用财产所有和继承，不能获得财产性收益在城市中买得起房和创得起业。城市和工业在农民土地的价差中积累了资金和收益，发展很快。
　　但是，一个后果是：从国际比较看，我们推进的是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相当多的青年农民进城后，老年后又回到了农村；相当多的80后和90后，有可能不回到农村了，但是，在城市中漂泊。结局是，即使这些人口年老，也没有留在城市中形成有消费能力的最终人口，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提倡了多少年，也没有促成城市和工业反哺农村和农业的格局，政府出钱，又人口巨多，心有余而力不足。农村中则有耕地、林地、宅地等资产，变成了利用率很低的一部分巨额资源。有经济学家估计，这方面损失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在1%到2%左右。
　　因此，需要进行盘活性的改革，彻底放开户籍，取消一切城乡户籍歧视；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平衡进城农民子弟的教育经费；废除建设用地征用制，取消行政土地垄断性招拍挂，集体用地直接进入建设市场，同地同价，开征房产税，以降低房价；学校和地方政府必须无条件接纳农民工子弟在务工地受教育，放开社会资金进入，允许民办幼稚园和小学中学等教育；降低社保费率，解决农民工人口务工无缝接续等问题；农村土地如前进行改革，这里不再赘述。以此来盘活城乡各种要素的流动、互动和良性循环。这一系统的改革，会带来fX6的增长率。
　　供给侧改革3—盘活在体制内的人才和技术资源：
　　美国二战后大学学术研究成果与商业开发普遍发生了严重分离，技术转移机制僵化，导致转化率低下，还不到5%。在1980年左右，当时因为美国联邦经费萎缩和经济不景气的缘故，许多企业并不愿意投入到科研开发中，而联邦实验室以及受联邦经费资助的各大学的大量研究成果，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没有采用统一的专利政策，导致厂商不能有效取得所需技术的授权，致使许多研发成果无法商品化。
　　当时美国与苏联进行经济和军事竞赛，并想走出经济增长滞胀困境，1980年12月12日美国通过了《拜杜法案》，法定大学的技术专利必须向社会开放，赋予大学和非盈利研究机构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发明创造享有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鼓励大学展开学术研究并积极转移专利技术，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推动产业创新。同期美国也将军事技术，应用于民，包括信息高速公路等颠覆性技术的产业化等实实在在的重大举措，使美国走出经济滞胀的泥潭。
　　中国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研发中心、军工研发部门等之中沉睡的技术相当多，在体制内进行研发的人才也不少，研发装备和平台也集中在这些体制内。因此，需要有非常大的改革举措和力度，将其盘活。激活这些人才、技术和项目资源，为推动经济增长出力。这会带来gX7的增长率。
　　供给侧改革4—盘活国有企事业内的资源：
　　框算国有企业的效率情况，低效率确实存在。财政部统计，2015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192048.8亿元，负债总额790670.6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401378.2亿元，当年实现利润总额23027.5亿元。国有企业在贷款利息等方面，有着体制内优惠。仅就贷款的财务费用计算，私营企业取得的贷款平均利率在11.5%到12.5%之间，而国有企业得到的在5.5%到6.5%之间。如果国有企业贷款利率与私营企业相等，则全部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利润，还要发生亏损24413亿。
　　国有企业在土地方面也有体制内的优惠，相当多土地是无偿划拨资产，相当多的土地是低价优惠所得，而私营工商及其他服务企业，要么从招拍挂得到，要么高价租用土地，产品和服务中地价和租金成本也很高。如果国有企业也与私营企业一样平等地支付地价和租金成本，估计还要发生2万到3万亿规模的亏损。实际上，国有经济仅贷款和土地资源利用低效率方面，发生的潜亏损，就高达到4.5万亿到5.5万亿之巨。
　　而且，在国有事业体制中，也有不少闲置的资源。如土地、培训中心、疗养院、超标办公楼等，不带来经济增长，反而消耗财政等资源资源。
　　对其，需要通过不同方式的国有企事业大力度的改革，盘活国有企事业中的资产和资源。获得hX8的增长率。
　　供给侧改革5—改革和放开国内服务业体制和领域：
　　中国由于工业化提前结束，国民经济服务业化也提前到来。在正常的结构转型中，当工业化结束时，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例会下降，服务贸易额占GDP进出口的比例会上升。这里就有个服务贸易进出口平衡，特别是如果要想让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服务贸易中的进口额要小于出口额。
　　否则，将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我在2015年初就提出了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对这两年经济下行是雪上加霜。从2015年的情况看，相比2014年有更多的人去国外旅游，并且在国外购物，形成旅游和实际上的货物贸易逆差；有更多的学生到国外去留学，甚至向低龄化延伸，除了留学消费支出外，并且一些家长还在留学地买房投资；一种新的动向是，许多中国高收入的人到国外去看病，并且购房养老，医疗健康和养老方面的服务贸易逆差也将有越来越大的趋势。由此而形成的服务贸易逆差在3000到4000亿美元。
　　这样巨额的逆差，怎么就不会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呢？！而且，我们的工程设计、科技服务、仲裁咨询，以及图书影视动漫等文化娱乐等软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力。现在与国内制造业发展相比，中国在加入WTO时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失误，就是当时没有开放服务业。
　　因此，中国体制改革和开放一个攻坚性领域，应当在服务业体制和领域。要非常大力度地深化改革和开放旅游、医疗、教育、健康、养老、文化等产业的准入和体制，留住国仙现在往外跑的大众旅游、中高等教育、中高端医疗、高端健康和养老等消费，大力度吸引境外游客，扩大境外商业性的留学生到中国来进行教育消费等，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会带来iX9的增长率。
　　供给侧改革6—放开自主生育，逐步注入和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
　　从中国未来人口形势的严峻性，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收缩压力看，近期和中长期都必须实施恢复人口生育、改善人口结构的战略和政策措施。把人口生育率逐渐恢复到替代率2.1的水平，并将0-14岁人口比例逐步达到20%；取消人口生育必须行政机关批准和许可制度，改革为家庭决策、自主生育；
　　严格执行妇女产假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鼓励生育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义务教育先向前延伸至托幼儿教育来减轻生育成本负担；立即停废社会抚养费征收条例，有利于推进农民工人口就地能创业和居住的市民化的城市化；加快修改一系列相关法律，如《婚姻法》、《收养法》等，对待婚前生育一视同仁，放宽收养限制；从外移民一部分人口。这些措施，可以拉动消费，并且形成消费乘数，会带来jX10的增长率；并且从低到强，2036年开始中国经济新一波高增长，是实现后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所在。
　　更高层次对外经济开放：一带一路设施建设与产能转移相结合；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国际市场化运作；改革走出去体制，形成现代跨国公司等开放体制机制竞争力；纵向和横向与国内产业形成链条和分工组合，带动国内产业发展；平衡在外项目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总体上要以走出去的资产中国投资者所有、防范风险、保值增值、利润和国民收入回流，形成助力于国内经济增长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减少损失，保证有kX11的增长率。
　　最后，形成这样的局面：
　　保持经济增长率Y=（oX0 +aX1+bX2+ cX3+ dX4+eX5+fX6+gX7+ hX8+iX9+ jX10+kX11 ） =约6.5%到5.5%的长期中高速度区间（当然，这里边有互相交叉和重复的部分，仔细研究时，我们可以考虑去除，也会达到等号右边的速度区间），举措力度大，也可能超过这个增长率区间。
　　关键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战略性的结构调整，特别是赶超和颠覆性的创新；排除各方面干扰和阻碍，大力度地改革，特别是恒产换恒心等关键部位的改革；能使利润和国民收入回流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开放。
　　我认为，党和国家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遏制颓势，稳住增长，跨过中等收入人口陷阱，顺利完成两个百年目标任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之梦。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