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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就在几天前，那个传说中会令中国光伏业“溃不成军”的美国二次“双反”终裁来了。但除了引起个别媒体“大惊小怪”外，依然来势汹汹的它，却遭到了中国光伏企业的集体漠视，好不尴尬。这也难怪，早在2013年，中国全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就达到了12.92吉瓦。而尽管彼时美国也跻身世界前三，但其区区4.8吉瓦的年新增装机量，在中国面前还是显得有点寒酸。

       2014年，国家能源局又为我国年新增光伏装机制定了14吉瓦的目标。相比之下，一份新近出炉的统计报告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美新增光伏装机还不足2吉瓦。

       显然，与2013年之前不同，如今的中国光伏产业，对美国或欧洲市场已不再那么依赖。而这，正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相得益彰：中国经济要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成长的烦恼”

       中国光伏屡遭双反围堵

       中国光伏业的确值得国人自豪。

       据《中国光伏产业发展黄皮书(2013年-2014年)》记载，2010年至今，我国每千吨多晶硅投资下降了47%，每千克多晶硅综合能耗下降了35%，多晶硅企业人均年产量上升了165%，骨干企业副产物综合利用率达到了99%以上；每兆瓦经硅电池投资下降超过55%，每瓦电池耗硅量下降25%，骨干企业单晶、多晶及硅基薄膜电池转换效率由16.5%、16%、6%增至了19%、17.5%、10%；光伏发电系统投资由25元/瓦降至9元/瓦。

       不过，正如“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着力化解“成长的烦恼”一样，经历了快速成长，中国光伏也面临着诸多“烦恼”。

       中国光伏的快速崛起，令大洋彼岸的光伏“鼻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他们希望通过遏制中国光伏发展，继续掌握全球光伏技术，控制市场的话语权。

       2011年10月份，美国率先对中国输美光伏电池板发起了“双反”调查，掀起了针对中国光伏的首轮打击。

       2012年3月份、5月份，美国商务部先后初步裁定向中国光伏电池征缴最低2.9%、最高4.73%的惩罚性反补贴关税，以及初步裁定向中国光伏电池征缴最低31.14%、最高249.96%惩罚性反倾销关税；2012年11月份，美方意料之中地对外宣布了“将对中国光伏电池征缴18.32%至249.96%反倾销关税，及14.78%至15.97%反补贴关税”的终裁结果。

       继美国人之后，欧盟于2012年9月份先行放出了“拟启动对华光伏产品(晶体硅光伏组件、电池片和硅片)反倾销调查”的风声，又在2012年11月份正式宣布了对华光伏反倾销调查的立案。

       所幸，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关注及亲自坐镇指挥下，2013年7月份，商务部传来好消息，中欧双方最终就中国输欧光伏产品贸易争端达成价格承诺：2015年前，中国输欧光伏产品价格下限将被设定为0.56欧元/瓦，总量则被限定为7吉瓦/年。相较起初“中国输欧光伏产品将被征收47.6%惩罚性关税”的预期，“价格承诺”绝对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针对中国光伏的围堵并未就此罢手，2014年1月23日，美国商务部公告称，其将展开针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同步展开针对我国台湾输美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

       与上文提及的美国对华光伏第一次“双反”有所不同，在二次“双反”时，美国商务部设定的调查范围则包含了铸锭、硅片、电池、组件等几乎全部晶硅类光伏产品。

       如此一来，中国光伏“在第三地(主要为中国台湾)进行深加工、组装，再出口美国，以规避关税”的路，也被彻底封堵了。

       今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初步裁定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晶体硅光伏产品获得了超额政府补贴，补贴幅度为18.56%至35.21%；7月25日，美国商务部又公布了对华晶体硅光伏产品反倾销初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输美晶体硅光伏产品存在倾销行为，其中中国大陆产品的倾销幅度为26.33%至165.04%，台湾产品的倾销幅度为27.59%至44.18%。

       12月1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华光伏“双反”的终裁结果，其认定中国大陆的输美晶体硅光伏产品倾销幅度为26.71%至165.04%，补贴幅度为27.64%至49.79%；中国台湾地区的输美晶体硅光伏产品倾销幅度为11.45%至27.55%。

       根据计划，这一裁决被付诸实施(海关正式开征“双反”关税)，还需获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终裁(拟于2015年1月29日公布)。但以史为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此前从未推翻过美国商务部的裁决。在业界看来，美国二次“双反”的局面几乎已不可逆转。

       政策扶持多面开花

       分布式发电困扰迎刃而解

       面对各路“双反”的围困，激发内需显然是项十分奏效的对策。

       始于2013年3月份，管理层针对扶持光伏业健康发展，高规格、大规模、强力度地出台了一系列新政，其所涉及的领域涵盖了光伏产业上下游、并网、金融配套等等，几乎无所不及。

       而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掀起了大型地面电站、分布式光伏系统投建热潮的《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以及《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其中，国家发改委于2013年8月份发布的《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集中式光伏电站全国分为三类(按日照时长划分)，分别执行每千瓦时0.9元、0.95元、1元的电价标准(上网电价)”；而国家能源局于2013年11月份发布的《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则明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电价补贴标准被定为每千瓦时0.42元”。

       在系列政策的共同作用下，2013年，中国实现全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12.92吉瓦，跃居全球第一。同时，国家能源局也具有了为2014年制定“年新增备案总规模14吉瓦(分布式8吉瓦，光伏电站6吉瓦)”目标的底气。

       相比2013年我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12.92吉瓦，其中分布式光伏仅为0.8吉瓦，国家能源局制定的2014年目标，却计划将分布式占光伏新增总装机比例由去年6.2%，一跃提升至今年的近6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相对于集中式地面电站的如火如荼，分布式光伏却并不幸运，受制“余电上网”收益远低于“自发自用”收益，及“自发自用”部分发电量、电费收益没有保障(业主可用可不用)等原因，难觅金融支持，一直都是最令分布式光伏项目头疼的问题。

       不过，2014年9月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令这一窘境大为改观。

       通知指出，未来，凡利用建筑屋顶及附属场地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项目备案时可选择“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或“全额上网”中的一种模式，“全额上网”项目的全部发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当地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收购；而在地面或利用农业大棚等无电力消费设施建设、以35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东北地区66千伏及以下)、单个项目容量不超过2万千瓦且所发电量主要在并网点变电台区消纳的光伏电站项目，纳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指标管理，执行当地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

       在业界看来，新政淡化了分布式光伏“自发自用”和“余电上网”的界限，提高了余电上网的收益。

       以山东脱硫电价0.4469元/度为例计算，在新政发布前，分布式光伏项目发电上网的收益约为0.8元/左右(0.4469元/度加国家分布式补贴0.42元/度再扣税)，其低于可达到1.2元/度左右的自发自用收益(一般工业用电0.85元/度左右加国家分布式补贴0.42元/度)。

       而在新政实施后，分布式余电上网的收益水平可能会达到1元/度(太阳能资源三类地区可享受1元/度上网电价)，比目前的约0.8元/度高出了25%左右。

       事实上，在我国“东缺、西盛”的电力格局下，着力发展分布式光伏显得更为棘手。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寸土寸金，加之光照条件不佳，几乎无法创造大量兴建大型地面电站的条件(充足的日照及便宜的土地)。其次，在电网建设周期长、投入大的前提下，于西部地区大规模建设光伏电站，一定会面临电网建设滞后的瓶颈，电站“晒太阳”、“弃光”等现象也由此而发。与此同时，西电东输，还会造成电力严重损耗(西电东输损耗可达30%)。

       光伏龙头危机渐去

       赛维关键企业停产两年后复产

       “新常态”下，中国光伏由“主要依赖出口”向“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的战略转变，果然达到了“药到病除”的效果。而内需市场的朝气蓬勃，很快便将这份“正能量”传递到了中国光伏的方方面面。

       就在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4年前三季度光伏发电简况显示，我国新增光伏发电并网容量达到了3.79吉瓦，其中，新增光伏电站并网容量为2.45吉瓦，新增分布式光伏并网容量为1.34吉瓦；全国光伏发电量约为180亿千瓦时，相当于2013年全年发电量的200%。

       而“2011年-2013年间，中国光伏企业纷纷陷入亏损，个别甚至濒临破产”的局面，如今也已扭转。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黄皮书(2013年-2014年)》载录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在产多晶硅企业由年初的7家增至了15家，多数电池骨干企业扭亏为盈，主要企业第四季度毛利率超过了15%，部分企业全年净利转正。而2014年全年，中国光伏企业的业绩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企业层面，继濒临破产的中国光伏龙头——无锡尚德被顺风光电“接盘”后，今年2月份，为化解海外债务问题，另一位也曾濒临破产的中国光伏龙头——赛维LDK在其注册地开曼通过“临时清盘”的方式，发起了海外债务重组。

       这一重组涉及债务金额超过7亿美元，其中主要包括赛维LDK曾于新加坡发行的17亿元高收益债券(优先票据)，及赛维LDK硅料(赛维LDK注册于开曼，经营多晶硅业务的子公司)的一笔2.4亿美元股权融资(优先股)。

       最终，在经历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后，12月17日，赛维LDK与高级票据持有人和优先股股东的重组交易正式成交。这标志着赛维LDK海外债务重组圆满成功。而此番重组，赛维LDK获得了99%债权人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份，在停产逾两年后，曾为赛维LDK立下汗马功劳的马洪硅料厂得以复产。而曾几何时，这一累计投入约120亿元，满负荷可产多晶硅1.5万吨/年的超大型单体硅料项目，也是导致赛维LDK资金链断裂的关键所在。

       在业界看来，赛维LDK对马洪硅料厂进行冷氢化改造(降低生产成本)并令其复产，成为赛维LDK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实现正向现金流的布局之一，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布局饱含着赛维LDK坚定看好太阳能级多晶硅市场的深意。

       创新可圈可点

       “同质化”问题仍待解决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里，最为核心的内容莫过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以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这也正是中国光伏能够健康发展，长久维系市场地位的关键所在。

       2014年可圈可点的是，保利协鑫于9月份开始生产的硅烷流化床多晶硅产线，已将多晶硅生产成本(全成本)控制在了10美元/公斤以下。而根据此前计划，实现这一成本目标，需要等到二期项目投产(保利协鑫硅烷流化床一期为1.2万吨/年，二期1.3万吨/年项目将在2015年达产)。

       据悉，硅烷流化床10美元/公斤的多晶硅生产成本，较目前成本最优的改良西门子法降低了近一半，而这基于其具有电耗较低，生产线投资成本较低的特点。与每万吨生产线投资约需20亿元的改良西门子法生产线相比，硅烷流化床每万吨生产线仅需10亿元。

       事实上，此前硅烷流化床多晶硅产业化面临着多项难题，例如怎样保证多晶硅的高质量，以及实现大规模生产等。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如今保利协鑫流化床炉单炉产量可达到3000吨-6000吨，较改良西门子法还原炉单炉300吨-500吨的产能大幅提升。

       虽然不乏创新，但《中国光伏产业发展黄皮书(2013年-2014年)》还是给中国光伏泼了点“冷水”，就此，《黄皮书》颇为中肯地归纳称：中国光伏材料、装备等关键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尚存差距，基础研究有待加强；同时，资金支持及政策扶持等过于偏重应用环节，对制造业研发及技术改造支持不足。

       中国光伏业确实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当某些中国光伏企业还忙于跑“路条”、控成本、为提高补贴振臂高呼时，谷歌[微博]却在主导太阳能无人机的研发，西门子和博世则在秘密实施“SolarCity计划”(太阳城计划)，而尽管业内对SunPower的7倍聚光发电还存在诸多疑问，却也不得不承认，若其真正突破了热沉系统等技术难关，颠覆将指日可待。

       也许这些天马行空的创新看似不切实际，又或者极高的成本使其尚不具有产业化的条件，但这就是欧美等国的“引领战略”，是光伏的新玩法——跨界。

       例如“西门子和博世正在实施的‘SolarCity计划’，意在通过太阳能利用，来改造一座城市。这其中不仅涉及光伏发电，还涉及BIPV、BAPV及光热等诸多技术。”一位旅居欧洲的华人光伏专家曾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德国人制定并实施该计划的依据是：中国城镇化建设将持续至少20年”。

       “德国人希望仰仗他们领先的科技，打造一个SolarCity的样本，并将所有技术标准化，以期最终实现引领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目的。”同样，在该专家看来，谷歌大举投入太阳能无人机，除了考虑无人机可大规模民用外，还主要基于“引领战略”，“他们希望通过引领创造、培育市场，而不是一味地跟随市场变化。”

       反躬自省，中国光伏从上游原材料到制造再到下游应用，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同质化问题。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价格战蔓延。例如，目前光伏电池、组件的利润率已仅能维持在5%上下。虽然，随着政策引导下国内光伏应用市场的大规模启动，中国光伏发现了又一“金矿”：仰仗补贴，投建、运营光伏电站的内部收益率(IRR)可达到10%上下。但遗憾的是，中国光伏很快在应用端也形成了“扎堆儿”的局面，在遍布西部的光伏电站中同质化的问题依旧大规模存在。人们担忧，这将再次引发某种危机。

       例如，即便西部地区光照充足、土地廉价，但人烟稀少的特性决定了其并不具备就地消纳电力的能力，电网建设的滞后，意味着这里的电站将面临“窝电”风险。

       “跨界”新玩法显现

       与建筑相结合成新方向

       不久前，一项名为“国际汽联世界耐力锦标赛——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全球顶级赛事在法国勒芒落下帷幕，阿斯顿马丁车队最终荣获GTEAm组别第一名。据说，这辆夺冠的阿斯顿马丁上，安装了由中国企业提供的柔性薄膜发电系统。

       今年以来，这家名为汉能薄膜发电的港股上市公司的确做了不少看上去很酷的事情。

       4月份，与“钢铁侠”原型、特斯拉总裁ElonMusk同时亮相特斯拉北京首批用户交车仪式的一款名为SUPER CHARGER的超级充电站，正是由汉能设计、建造，其采用了汉能的铜铟镓硒薄膜光伏组件；汉能还为特斯拉位于上海嘉定汽车城的中国第一座超级充电站提供了固定式光伏系统解决方案。

       9月份，作为2014赛季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锦赛(FIA Formula E Championship)的官方太阳能合作伙伴，汉能又利用铜铟镓硒薄膜光伏组件轻柔的特性，研制了一款所有设备可收纳于一个20尺标准集装箱内，4名操作人员仅需半小时即可安装完毕的快装电站。据说，在北京的日照条件下，它每天可提供约70度电力。

       “其实，运用转换率可达到35%左右的砷化镓技术，太阳能足以为汽车提供更多动力。但目前来看，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了。”上述旅欧专家认为，“不过，市场往往青睐有准备的人，一旦有朝一日电动车真正实现普及，这一庞大到几倍于集中式地面电站的市场，或者仅仅是将太阳能薄膜发电应用于车顶为汽车部分设备提供能源、应用于电动车充电，就足以为这家企业创造巨额利润”。

       如今，汉能薄膜发电的市值已突破1000亿港元(7.7597, 0.0000, 0.00%)大关，成为全球光伏行业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遥望未来，与建筑相结合，也是颇为时髦的光伏跨界新玩法。

       早在2009年时，另一家中国企业——中国兴业太阳能技术控股有限公司曾投资建设了珠海东澳岛“风光柴蓄”离网发电项目。据兴业太阳能人士向记者介绍，“这一工程安装面积达7100平方米，由1兆瓦光伏发电、50千瓦风能发电以及2000千瓦时储能构成。目前一年可以发146万度电，可以满足全岛常驻居民的用电”。

       这是不是有点类似上文提及的西门子和博世正在实施的“SolarCity计划”？

       或许，差距还很大。不过，对于曾在幕墙、建筑领域摸爬滚打近二十年的兴业太阳能来说，“SolarCity”就是目标。

       “在一个建筑、一座城市中综合、高效的运用太阳能，实现节能减排，甚至以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将会运用的技术有很多。比如将光转为热的转换效率，可以达到50%左右。”兴业太阳能董事局主席刘红维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基于在建筑领域和光伏领域的经验积累，在BIPV、BAPV，特别是未来的节能建筑上，公司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一直在积极主动地配合国家制定节能建筑标准”。

       此外，刘红维还向记者透露，“住建部门很快会出台一系列政策，以支持光伏、光热等技术在建筑中的应用，支持建筑节能的发展”。

       十余年来，中国光伏如此高速、大规模的发展，让本认为传统光伏技术路径已无成本下降空间的欧美“鼻祖”们吃惊不已，以至于不得不通过发动“双反”来控制中国光伏的发展，以继续享有话语权。

       不过，当中国光伏真的将每兆瓦晶硅电池投资下降了逾55%，每瓦电池耗硅量下降了25%(2010年至今)后，是否也应该反思，继续压缩成本的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要知道，相对于成本的下降，2010年至今，几乎占到全国太阳能电池及组件产量99%的晶体硅电池、组件的转换效率仅仅提升了1.5个百分点(《黄皮书》数据为16%至17.5%)。

       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不久前在“首届中国光电建筑主题摄影大赛”颁奖典礼上的讲话颇具深意。

       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给予了光伏业最大力度的支持。比如，在全球范围内，仅有我国规划了每年必须完成的新增光伏装机指标。而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光伏发电效率的提升空间的确已经十分有限，但与此同时，大量建设于我国西部地区的集中式地面电站，却普遍存在着粗制滥造的现象。

       在李俊峰看来，光伏发电成本能不能与火电持平，甚至低于火电，并不重要。“清洁的能源就应该享受清洁的价格”，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提高光伏发电的品质。

       前述旅欧专家则认为，中国光伏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创新不足。其中不仅包括对多种光伏技术路径的接受程度，还包括将光伏应用于更多领域的创新动力。“比如与汽车、建筑结合，就是光伏业具有广阔前景的发展之路。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