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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着豪车、住着豪宅，有司机、保姆和秘书，有财富，也有地位，可为什么还是开心不起来？”朱涛一个华丽转身，击出一记漂亮的弧线球，在他内心，似乎这小小的高尔夫球每飞出去一次，都能带走他的一点压力和烦闷。“对，是不安全感。”

　　朱涛来上海创业20多年，白手起家，走到今天已是国内某化工行业最大的渠道商，业务遍布全球，国内外最大的行业企业都是他的客户。

　　朱涛的焦虑不是孤例。

　　由上海一批商界名流和省级商会组成的上海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商会之一“上海新沪商联合会”，联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对全国150家民营企业进行的“2014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指数”调研中发现，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这一指标在10分制中仅得到6.09分，勉强“及格”。这项调研结果显示，“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感”是造成企业家不安全感最主要的根源，占31.5%。

　　但去年以来，中央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改革，让众多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提升。

　　人才焦虑

　　朱涛1989年扒着火车来到上海，在南浦大桥下扛过沙包，后来跟随老乡开始做化工生意，在创业过程中，他曾被三角债主追杀几乎丢掉性命，还被同行诬陷进过大牢。

　　因此，如今的这份事业，被朱涛视如生命一般重要。

　　企业需要不断做大做强并有所创新。今年，朱涛将带领企业进入电商时代，对于化工这一传统行业来说，将是革命性的一步。然而，在“二次创业”之时，朱涛发现，随着经济模式变革的到来，社会变革也不期而至，曾经让民营企业受益的人口、资金等红利都已开始消退。

　　人力资源的问题正在成为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最焦虑的问题之一。2013年，民营企业对人工成本上升造成的运行压力感受深切。根据德意志银行估算，2013年中国企业基层员工的平均工资涨幅接近10%。而54.7%的上述调研受访企业家认为人工成本上升对本企业比较不利，14%表示非常不利，二者相加占近七成。除工资外，附加费用也在抬高人工成本，以朱涛的企业为例，他们在“五险一金”项目上所支付的费用已提高到所付薪金的40%。

　　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居民收入的普遍性增长共同导致了“人口红利”的结束。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人口出现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首次减少，且一下减少了350万人。预计2023年以后，将年均减少约800万劳动力。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出现加速趋势。

　　导致人口结构变化的另一关键要素是城镇化，尽管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潜能是城镇化，但接近一半的上述受访企业家正在为城镇化加剧“用工荒”问题而担心。

　　民营企业仍然普遍不受人才的“待见”。去年发生的两件小事让朱涛感觉非常郁闷，一个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他的公司工作，半年不到就提出辞职去了一家外企，而就在辞职的前两天，公司刚刚给他办好上海户口；另外有一个新进员工，迟迟不在劳动合同上签字，一个月后，这位员工到劳动部门反咬一口，称公司不签劳动合同非法雇佣劳动力，要求赔偿。“在很多人看来，民营企业依然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软柿子’。”朱涛说。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表示，民营企业家本该是最受尊敬的群体之一，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对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一直存在认识误区，仇富心态、原罪问题、政策没预期、对民营财富保护的不刚性、政商关系等典型因素，妨碍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的国际拓展、百年布局。

　　不“待见”民营企业的还有银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是老生常谈，但至今未见根治之策。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合作完成的“2012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调查显示，85.1%的民营企业家认为当前融资政策存在不公平性，这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申请银行贷款方面的地位不平等。

　　2013年，国家在引导投资进入流通环节、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尝试破解融资难题，例如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等。对于政策的实效，民营企业也将拭目以待。

　　抱怨

　　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内部管理是企业发展面临的三层生存空间。上海新沪商联合会的调研发现，2013年，受访民营企业普遍“对自己有信心、对行业有期待、对宏观有不满”。31.5%的企业家认为“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是自己安全感缺失的首要原因”，这在5大类中的入选率高居首位。此外，另有10.7%和10.1%的受访企业家提及“法制不健全”和“社会环境不适宜民营企业发展”导致安全感缺失。

　　政府的市场调控之“手”，在民营企业眼里形象地分为两类，一类是“闲不住的手”，监管面过广，但效果并不好；另一类是“看得见的手”，这只手过于活跃，民营企业从行业政策中，更多的是感受到管制、限制和牵制。

　　这在教育、运输等行业的情况最为明显。在各行业中，教育文化产业对行业监管政策的认可度最低，而业内人士最不满的情绪在于行政审批环节。

　　北京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赵经理说，据其所知，北京多家“教育机构”冠名的民营企业正在靠“企业培训”业务维持运营。“我们很想做教育业，但很难从事真正的教育业。这个行业的审批程序太繁复，门槛也太高。”

　　赵经理说，以申办民办幼儿园为例，需要符合四大条件，首先，须在申办前已具备法人资质，如果以个人名义申办，须具备北京市正式户籍；其次，营业注册资金须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第三，须有经过公证的经济风险担保，担保额不低于一年收取学生费用的总和；此外，还须具备符合国家标准的校舍、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和师资。

　　而即使具备了以上资质，仍要面对烦琐的申办流程，申办手续达16份以上，包括办学申请、验资报告、办学场地产权证明等，申办流程有5个以上，包括教育局、民政局、公安局、地税局、财政局等，涉及法规6个以上。

　　除了对市场监管的抱怨外，民营企业对宏观的不满还源自以下几点：一是行业政策不平衡，例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行业政策上没有得到公平待遇，大企业与小企业、老企业与新企业没有得到公平待遇；二是行业政策不合理，例如，政策的修改与调整滞后于市场的变化，对享受扶持政策限定的门槛过高；三是行业政策存在过度扩张性。

　　对于经济危机下的政策扶持，仅1/3的民营企业家认可其利好作用。由民建上海市委调研部完成的调查结果表明，在部分特殊行业，认可宏观政策具有扶持性的比例相对更低。例如，教育与文化产业民营企业中仅23.8%认为政府政策对自家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在交通运输与物流仓储业这一比例低至11.1%。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指出，政府扶持政策的“梦想没有照进现实”，大体上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民营企业认为不存在扶持政策，或扶持政策的作用没有达到预期。第二，民营企业认为扶持政策不透明，分配不公平。从信息渠道看，民营企业难以迅速、准确地获得政府扶持政策信息，从申请渠道看，部分扶持政策的门槛仍然较高，民营企业在申请时存在实际困难。

　　去留两难

　　移民是企业家安全感缺失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在2012年末，中国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而上述调研结果亦显示，有33.3%的受访企业家已经或打算移民，其中已经成功移民和正在申请办理移民的占到近一成。

　　80%以上申请人最直接的移民原因是子女教育。另有43%的富翁把保障财富安全作为投资移民考虑的第二大因素。而寻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可多生子女、税率低等也是投资移民的考虑因素。

　　大多数企业家做好了两手准备。朱涛认为，未来中国仍然将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也是催生机遇的地方，因此，他的企业将继续立足于中国。但同时，朱涛也坦承，前年，他已经将女儿送到美国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