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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提高能源效率放在优先位置，需要技术的进步和管理体制的创新。当前，开发新能源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技术进步，降低成本，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逐步探讨建立适应新能源发展的体制机制。”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在第六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上表示。

        “2012年，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7%；2012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是57%，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是29%。随着油气使用量增加，未来对外依存度还会提高。而我国能源技术水平还不高，特别是新能源技术。”史立山在会上表示。

        “以页岩气为例。历经40年的技术积累，美国已经成功掌握了页岩气技术。2012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占到天然气产量的近三分之一，大大提高了美国能源的自给率。美国如今不仅不再进口天然气，还用液化石油气替代柴油，页岩气开采过程中生产出来的页岩油也使得美国对中东石油的需求直线下降。”史立山进一步说，“相较之下我国对页岩气的开采非常重视，但受资源、技术等方面的制约，短期内取得大规模应用还有困难。”

        国家发改委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则表示，全球消费的75亿吨煤炭里面，有大约一半是中国消费的。如果不算中国的煤炭消费，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占比不到20%。“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发电、多用电，用电来代替煤炭。另一方面，就是开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未来人人可负担得起的可再生能源供应技术、低价安全的储能技术、连接五大洲的电力传输技术、高效能源利用技术等对推动能源变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立山认为，我国能源体制没有完全理顺，特别是市场化的能源价格还没有形成是阻碍新能源发展的主要瓶颈。

        “可再生能源经过多年的发展，真正的瓶颈还没有完全破除。虽然近些年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得很快，但与传统能源相比，价格仍然较高。新能源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资金补贴，这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史立山表示。

        李俊峰也认为，政策导向是能源清洁发展的关键问题。“政策导向并不一定是政府的干预。比如美国是一个主张市场经济的国家，所以天然气、煤炭价格都是竞争形成的，价格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德国的能源发展却是政府干预的。目前来看，这两个发达国家中的超级大国——美国、德国的能源发展做得都很不错，我们就两个都要学。”

        “必须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充分挖掘常规电源的潜力，提高其调峰、调频的能力。未来可再生能源发电大量接入电网后，包括可再生能源本身、用电客户都应该担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责任。”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丽萍说，“同时，面对可再生能源大量接入的需求，政府核定电价应该充分考虑到电源结构的变化。未来有大量可再生能源接入的竞争性的电力市场中，应该出现容量电价，从而体现出电力辅助服务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