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材料网

　　导读：《华尔街日报》近日刊载文章称，全球各大央行行长正在进行一次高风险的实验，他们每两个月都会在巴塞尔召开秘密的晚餐会议，希望开辟自己的道路来帮助全球经济避免陷入时间更长的经济停滞阶段。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每过两个月，都会有十数名银行家在周日晚上于瑞士巴塞尔召开会议，在一幢俯瞰莱茵河的圆柱形大厦的18楼讨论问题和共进晚餐。

　　这种有关货币和经济的晚餐讨论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围坐在餐桌旁的都是全球最大型央行的行长，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年度GDP总额超过51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济产值的四分之三。

　　最近，这种秘密会谈的重心放在了全球经济困境上，此外还包括各大央行为了管理本国经济而采取的激进措施。自2007年以来，全球各大央行已经向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注入了超过11万亿美元的资金。在经济复苏进程表现疲弱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各大央行已经加快了采取此类措施的步伐。目前，全球最大的几家央行正计划在政府债券、抵押贷款和企业贷款等领域中输入更多资金。

　　在标准的教科书中，他们的货币战略是无法找到的。实际上，这些央行行长是正在进行一次高风险的实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间麻省理工学院(MIT)研究者和教授们的学术成果。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许多国家都没能在财政政策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如何在低增长时期平衡税收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关系——但央行行长们已经开辟了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依赖于选民和政治家，与回溯至大学时代的频繁对话和关系则互相“接壤”。

　　如果这些央行行长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将可帮助全球经济避免陷入时间更长的经济停滞阶段，避免重复各大央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犯下的措施；但如果他们是错误的，那么就有可能会“点燃”通胀，或是为另一场金融危机买下种子。此外，如果他们失败的话，还有可能会带来央行权力和独立性的最新限制；而在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这样的紧急形势下，这些工具被视作至关重要的。

　　“历史将判定他们做得过少了，还是过多了呢？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仍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书的作者之一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说道。“之所以说他们正在冒险，是因为那是一种实验性的战略。”

　　美联储目前正在实施其“定量宽松”计划，以每个月400亿美元的速度购买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而且在周三的货币政策制定会议结束以后发表声明称，在“扭曲操作”计划于年底到期以后该行仍将继续购买长期美国国债，初步定为每个月购买价值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英国央行已经同意通过银行向企业和家庭注入数百亿英镑的资金，欧洲央行承诺将控制寻求援助的国家的借债成本，而面临着抵御通缩压力的日本央行则将会购买91万日元(约合1.14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公司债和股票。

　　所谓“定量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是由日本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在经济萎靡不振、银行信贷急剧萎缩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对从2001年3月开始的零利率(银行间隔夜贷款利率)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2011年9月21日决定采取所谓的“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也就是延长所持债券资产的平均到期时间，计划在2012年6月底以前买入4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其剩余到期时间在6年到30年之间；同时出售等量的美国国债，其剩余到期时间为3年或以下。随后，这项计划在今年6月份被延长到年底。

　　各大央行行长的目标是降低借款成本和刺激股票市场，从而鼓励家庭和企业进行支出和投资。但是，这种方法并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检验，各大央行行长今年一直都在召开秘密会议来对其风险进行估量。

　　在今年6月份召开这种晚餐会议的一天以后，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总经理杰米-卡鲁阿纳(Jaime Caruana)向他们发出了警告。卡鲁阿纳指出：“各大央行已经被夹在了中间，被迫成为最后的政策制定者。他们正在大规模地提供货币刺激性措施，这些紧急措施如果持续的时间过长，则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

　　另一件让人担心的事情则是，提振股票市场和降低信贷成本将允许各国政府推迟作出艰难的政策决定来修复预算赤字等问题。

　　对各大央行行长这种举措持明确批评意见的人士包括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等，这个总部位于巴塞尔的组织正日益成为就后危机时代金融市场状况展开讨论的“集结地”。该行经济学家指出，为了寻求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各大央行已经被“拉长到过细”的程度。

　　“各大央行无法解决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国际清算银行货币部门的负责人斯蒂芬-切凯蒂(Stephen Cecchetti)说道。“我们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一直都在重申这种观点，甚至已经到了令人厌倦的地步。”

　　各大央行控制着全球货币供应的“开关”。当这个“开关”被打开时，从中流出来的新资金将起到“加热”经济、推低利率和压低失业率的作用，但同时将带来推升通胀率的风险；而在另一方面，如果关闭这个“开关”，那么就会提高利率和冷却经济，但同时将起到抑制物价的作用。

　　各大央行行长已经作出承诺称，一旦全球经济重新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那么他们就将足够快地关闭“开关”以预先防止通胀。但是，想要在正确的时间撤回如此之多的资金，这可能会成为一种政治和后勤上的挑战。

　　“我们都非常清楚自己正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环境下，而对于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政策‘武器’来说，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过很多使用这种‘武器’的经验。”英国央行副行长查尔斯-比恩(Charles Bean)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在各国政府当中，央行行长是地位最超然的人之一。如果央行行长与私人银行家走得过近，那么就会带来令市场感到不安或是给交易商带来一种不公平优势的风险。为了保持独立性，他们会尽力与政治家们保持距离。

　　自金融危机在2007年底爆发以来，各大央行行长一直都依靠彼此来为对方提供建议，并联手阻止了世界经济的下行螺旋，将利率推低至历史最低水平，同时还将陷入困境的银行和市场倾注了数万亿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

　　在全球最强大的央行中，有三家央行的行长都出身于一座被称为“E52”的建筑物，这幢建筑物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老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都在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央行行长金恩(Mervyn King)曾在那里教书，与伯南克共用一个办公室。

　　许多出身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都抱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政府能有助于经济走出衰退期。在这种观点中，各大银行扮演着一种特别重要的角色，不仅是通过设定利率的方式，同时还通过利用政策声明来影响公众预期的方法。

　　在身处麻省理工学院时，这些央行行长构想了一些数学模型，并在研讨室及其他地方讨论了他们的想法。而在巴塞尔召开的晚餐会议上，他们讨论的是真实世界中的紧迫问题，而且拥有为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权力。他们每年都会在国际清算银行召开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而经常需要开三个小时的晚餐会议正是其一部分内容。参加晚餐会议的央行行长分别来自于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中国央行、印度央行、墨西哥央行、巴西央行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央行。

　　花旗集团(C)经济学家、曾在美联储下属国际事务部门担任负责人的南森-谢斯(Nathan Sheets)说道：“晚餐会议的每个人对于渡过危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在美联储任职时并未参加过晚餐会议，但很熟悉这种会议。

　　在由瑞士建筑公司Herzog & de Meuron(这家公司设计了北京奥运会的“鸟巢”体育馆)装修的一个房间里，英国央行行长金恩负责领导这种晚餐会议。与会者围绕在一张圆桌旁边，每个人都有指定的座位。

　　“那是一种能让人们进行完全私密的对话的方式。”金恩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如果你对央行应如何考虑问题，在特定事件发生时很可能需要做些什么的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那么这是一种很有好处的作法。”

　　据熟知内情的人士透露，央行行长们会在用过开胃菜，喝过红酒和闲聊寒暄以后开始讨论严肃话题。通常情况下，金恩会要求各大央行行长谈一下有关各自国家的前景问题，然后其他人会后续提出问题。这种会议不会留下摘要或备忘录，除了央行行长以外不会有其他职员被允许进入会议室。

　　这个由18名成员组成的小团体此前曾被称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该团体仅仅发布过一次公开声明，那是在今年9月份发布的只有两行内容的公文，承诺将寻找有关银行间拆借市场的解决方案，对有关一些民间银行曾共谋操纵Libor利率的指称作出了回应。

　　Libor利率为衍生品合约中的数万亿美元资金提供支撑，对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借款利率来说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标准，将等各种类别的资产联系到一起。衍生品是与股票、债券、贷款、货币和商品相关，或是与利率或天 气变化等特殊事件相关的不受监管的金融工具，其功能是降低潜在资产的损失风险。目前全球衍生品市场的总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这一市场上的交易活动被指责为导致最近一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部分原因。

　　在晚餐会议结束后的周一，各大央行行长会加入更多央行官员的行列，在国际清算银行大厦较低的一层楼上围绕一张更大的圆桌召开会议，职员则坐在饰有白色羽毛的办公桌左近。

　　“这些会议对于理解全球状况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印度央行行长苏巴拉奥(Duvvuri Subbarao)说道，他也是周日晚餐会议的与会者之一。“人们可以畅所欲言。”

　　央行行长们经常都会带着让整个世界更加接近于充分就业的共同目标来采取行动；但在其他时候，他们会毫不掩饰地争执不休。

　　举例来说，在2010年11月份，美联储发起了一项总额600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定量宽松”计划。据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几天以后，纽约联储行长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和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参加了在巴塞尔召开的一次周末会议，结果是美联储采取这项刺激性计划在发展中国家中激起的愤怒情绪令他们感到吃惊。在会议上，达德利和耶伦把大多数时间都用来解释美联储的行动，其他央行官员则对这项计划将导致通胀或引发多余资本涌入其本国市场等问题表示担心。

　　“美联储每一次采取‘定量宽松’措施，就会成为讨论的话题。”苏巴拉奥说道。“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处理自身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溢出’影响。”而巴塞尔正是表达这种担忧情绪的地方，他说道。

　　自1930年成立以来，国际清算银行的地位一直都在拓宽，这家银行是为了处理一战以后德国赔款而建立起来的，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成为银行资本规定讨论的中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清算银行成为央行官员讨论全球经济的会议地点。

　　在通常情况下，各大央行行长不会正式协调行动，伯南克、德拉吉和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Masaaki Shirakawa)更多地会把自己关注的重点放在各自国内所面临的挑战上。据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白川方明经常都会就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向巴塞尔会议的其他央行官员提出警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踌躇已经使得日本央行成为本周日日本大选的问题之一，在大选中领先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已经承诺将控制日本央行的独立性，要求其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终结通缩。

　　不过，虽然各大央行行长在如何复苏全球经济的问题上争执不下，但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友谊，这种友谊以管理经济增长和控制金融稳定性为纽带。“央行合作的一个重大秘密就是，”金恩说道，“你可以(在危机期间)拿起电话，非常迅速地就某件事情达成协议。”

　　在今年夏天，这个央行“派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他们正准备采取新一轮的货币激进主义措施。在6月8日，也就是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召开各自的货币政策制定会议以前，伯南克和金恩在电话中交谈了半个小时。几天以后，伯南克与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尔尼(Mark Carney)进行了电话交谈，后者已经在上个月被任命为金恩的继任人。不久以后，伯南克又给以色列央行行长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打了电话，后者曾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还曾给伯南克做过论文顾问。

　　6月18日早上，伯南克从美国国会打电话给德拉吉和金恩，三人就希腊大选对欧洲金融体系的影响作出了评估。

　　在全球各大央行行长中，现在有两种互相冲突的观点，一种是央行还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解决经济问题，另一种则是宽松货币政策缺少足够力量来帮助仅统计，而且还会带来触发通胀或另一个金融泡沫的风险。

　　到8月份，这两种立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美联储的年度杰克森豪尔会议上公开化。最近刚刚完成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四年任期的亚当-波森(Adam Posen)谴责称，央行官员由于“自己强加的禁忌”而不愿采取更多措施来刺激本国经济。他认为，央行应为美国抵押贷款和欧洲政府债券等表现疲弱的市场提供更多帮助。

　　最近刚刚完成塞浦路斯央行行长任期的欧菲尼德斯(Athanasios Orphanides)则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说道，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央行曾寻求让失业率重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较低水平，但它们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在过长时间里将利率维持在过低水平，从而带来了通胀而非充分就业。如果央行重复这种错误，那么“灾难将随物价(通胀)接踵而至”。

　　与此同时，伯南克称其对当前的低利率政策正在失去效力感到担心，金恩也在最近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伯南克称，低利率可能诱发低于预期的商业和消费者支出活动，而政府和私人部门则背负上过多的债务。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理解的。”前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说道。

　　伯南克在会议中静静地坐着，但他和其他各大央行行长已经做好了发起一轮新的货币“突击”的准备。

　　几天以后，欧洲央行宣布，该行将购买陷入困境的欧盟各国政府的债券；作为交换，这些国家需要遵守财政紧缩计划。

　　与此同时，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对央行的怀疑态度正日益增强，他们认为，自己在金融危机以前所发出的有关信贷泡沫的警告被无视了。“没人认真对待我们的警告。”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说道，他曾是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各大银行现在令人费解地追求短期增长，这可能会再次带来长期风险。(文武/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