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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税可能带给行业发展的影响将于今年显现。

　　“澳大利亚碳税，将推高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超过100亿元。”碳金融专家王毅刚对本报记者表示，根据他的分析，仅以澳大利亚两大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与力拓的碳税成本计算，在卖方地位强势背景下，如果税收完全转嫁的情况，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将增加185亿元。

　　从今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政府将对全澳500家高碳排放企业，征收每吨23澳元的碳税。澳大利亚的碳税方案在国际上评价甚高，认为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切实行动，但专家们亦担心，澳大利亚采矿企业的碳税成本可以轻易地转嫁给国外下游消费者。尤其是铁矿石行业。

　　不过，TSI指数中国区经理韩逊认为，今年铁矿石卖方强势地位不明显，“一方面是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兴矿山，供应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于今年中国房地产、汽车行业的不景气预期，所以钢厂没有大量购买铁矿石的冲动。”韩逊对本报记者表示。

　　澳碳税或推高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

　　根据王毅刚的分析，仅以澳大利亚两大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与力拓（“两拓”）的碳税成本计算，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将增加185亿元。

　　185亿元怎样算出？王毅刚的计算方式为，“两拓”的碳税成本，乘以“两拓”铁矿石出口中国的比例，再除以中国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进口率。

　　首先，“两拓”的碳税成本。根据两公司网站提供的信息，必和必拓与力拓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4700万吨、4340万吨，二者相加，乘以23澳元/吨碳税，再乘以6.8（近日澳元兑人民币汇率），得出“两拓”的碳税成本为141亿元人民币。

　　“两拓”铁矿石有一半左右出口中国，中国进口的铁矿石有约38%来自澳大利亚，于是141亿元乘以50%，再除以38%，得到的结果是185亿元，这个数字为因“两拓”碳税成本，而使中国增加的铁矿石进口成本。

　　“澳大利亚利用其在铁矿石国际贸易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可以轻易实现碳税税负的跨境转嫁。”王毅刚称。

　　虽然，澳大利亚碳税方案还将通过实施“就业和竞争力方案”，为排放密集的贸易竞争型行业提供94.5%或66%的补贴，但澳大利亚铁矿石行业不属于获得补贴的贸易竞争型行业，“贸易竞争型评估的标准：一是贸易比重在2004-2008年任一年里超过10%，二是证明无能力将成本因为国际竞争转移给消费者。铁矿石出口不符合第二个标准。”王毅刚表示。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信息，2011年，中国累计进口铁矿石6.86亿吨，较2010年多进口0.68亿吨，同比增长10.9%，钢铁行业因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多支出外汇约250亿美元。

　　“一旦澳大利亚开征碳税，"两拓"必定涨价，巴西淡水河谷也会随之涨价，澳大利亚与巴西在铁矿石出口方面呈"双头垄断"格局，市场缺口不是任何一家可以弥补的。”王毅刚对本报记者表示。

　　“铁矿石会不会涨价，还要具体看谈判情况，其中关系复杂。”中创碳投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钱国强对本报记者表示。

　　除了碳税，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租赁税议案（Minerals Resource Rent Tax），有待今年在澳参议院通过施行，计划于今年7月1日开始，对铁矿石及煤炭企业的销售利润征收30%矿产资源租赁税。

　　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租赁税的征收意向由来已久，早在2010年5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提出拟面向大小矿商，征收税率高达40%的“资源租赁税”，以取代各州政府浮动在2%~10%的“特许开采税”，这引发了澳大利亚经济界以及政坛“地震”，陆克文也迫于压力辞职。

　　继任的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与矿商展开多轮谈判，提出新的矿产资源租赁税议案，对所有年度盈利超过7500万澳元的铁矿石和煤炭企业，征收30%矿产资源租赁税。

　　矿产资源租赁税一旦执行，将会对铁矿石、煤炭两种价格形成一定的高位支撑，将成本转嫁到下游消费者，“矿产资源租赁税相比碳税，对中国的影响不会更小，只会更大。”王毅刚对本报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除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会增加，中国煤炭进口成本也会增加。

　　根据光大证券(601788,股吧)报告，由于碳税的增收，澳大利亚平均每吨煤税收增收碳税3澳元。2010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3696.3万吨，2010年从澳大利亚煤炭进口量占中国煤炭进口总量的22.3%。

　　但是，“由于澳大利亚煤炭在对中国进口方面，没有明显的卖方优势，中国可以寻求替代进口国，中国煤炭自给率较高。”王毅刚指出。

　　可否借鉴为中国碳税切入口？

　　澳大利亚的碳税思路可以给中国带来启示，“中国政府在碳税设计上，对那些产能占世界产能比重较大、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替代产能的行业，可以有类似于澳大利亚碳税的国内碳税方案。”王毅刚指出。

　　澳大利亚碳排放占据全球1.5%份额，由于该国相对稀少的人口（2200万人），使其成为全球发达国家中，人均碳排放最高的国家，也使其面临来自国际的碳减排压力，该国由此提出碳税方案。

　　事实上，从陆克文到吉拉德，澳大利亚碳税方案几经演变。陆克文之前提出的碳排放交易方案，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曾多次受阻。

　　继任者吉拉德做出妥协，改变陆克文一步到位引入碳交易机制的做法，分步骤进行，先实施固定碳价机制，再引入碳交易机制。为争取足够支持，吉拉德宣布的固定碳价计划中还纳入了一系列补偿计划，包括政府将固定碳价一半以上的收入，通过增加补贴和减税等方式为90%受影响家庭提供补偿，并通过税制改革使民众无需提交退税申请就能获得补偿。

　　另外，澳大利亚碳税方案还将通过实施“就业和竞争力方案”，为排放密集的贸易竞争型行业提供94.5%或66%的补贴。

　　吉拉德推行碳税方案，主要是为了获得澳大利亚绿党的支持，为参与2013年大选赢得重要政治筹码。

　　最关键的是，澳大利亚把碳税的“宝”押在了中国持续的购买力上，就铁矿石行业而言，由于中国的强劲需求，澳大利亚政府去年预测，到2012年6月，该国铁矿石出口量将增长8%，增至4.37亿吨。

　　“在中国占有世界主要生产能力的优势出口产业上，中国具有通过类似于澳大利亚碳税设计的国内碳税方案，把出口商品中隐形的内含碳（imbedded carbon）显性化的机会，这并不见得会导致丧失国际竞争能力。中国政府在碳税设计上可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王毅刚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