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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以来最严重的“电荒”正在逼近。

　　华东电监局局长丘智健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华东地区用电尖峰时刻正在来临，四省一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安徽省、上海市)最高峰用电缺口预计达到1000万~1500万千瓦。

　　相对于去年的供需平衡局面，华东地区今年用电缺口激增。预计今夏华东地区最高用电负荷将达1.98亿千瓦。7月4日，华东电网统调用电负荷突破1.68亿千瓦，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即便如此，仍有发电效率较高的电厂因发电指标的限制被迫闲置产能。

　　“十二五”开局用电飙升

　　相对于去年平稳的供电形势，今年的“电荒”根源于多重因素的综合结果。丘智健分析说，今年为“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类项目快速上马导致用电量大幅飙升。4万亿投资所转化的产能效应也开始体现出来，导致用电硬增长。而电力供应方面，今年上半年发电装机投资同比减少，只有6%的增幅，对火电的限制也导致供给减少。电煤价格的飞涨导致火电厂亏损，影响了其发电积极性。

　　“今年是近几年电力供需形势最为紧张的一年，电力缺口总量可能超过历史上最严重的2004年。”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帅军庆此前预测，仅国家电网负责的26个省份经营范围内电力缺口就将达到3000万千瓦左右。

　　帅军庆分析，这次缺电的原因由以往的“电煤供应不足”单一因素逐渐向“电煤供应不足和局部地区发电装机不足、跨区电网输送能力不足”等多种因素转变，而且短期内难以改变。此外，夏季雷雨等极端天气、大规模风电入网也将增加电力安全生产的风险。

　　“尽管用电紧张，我们还得想方设法保持用电总体平衡。”正在忙着准备半年度工作会议的丘智健向记者表示，短期内择机限制高能耗工业用电和错峰用电。

　　电力牵一发而动全身，缺电压力正在传递到社会各个角落。一家从事太阳能薄膜的生产企业正面临一周两次停电的困扰。这家企业负责人无奈地表示：“我们的生产线不是说停就能停的。”

　　国家电网此前表示，在华东各省级电力公司将开展省间短期实时交易，利用省间负荷特性的差异开展错峰交易，加强省间余缺互济。

　　国家能源局则于日前下发通知，要求中石油、中石化确保江苏、浙江两省电力迎峰度夏用气需求。能源局称，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能源巨头增供天然气后，江苏省6台西气东输直供燃气机组基本实现满负荷发电，发电量增加约1000万千瓦时/天；浙江省的燃机用气也将增加至1150万立方米/天，每台燃机平均运行时间可提高至约14小时，发电量增加约1100万千瓦时/天。

　　两者相加，相当于江苏、浙江两省每天增加电力供应约2100万千瓦时，在一定程度缓解当地的用电缺口。

　　发电权该如何分配？

　　为了解决困扰多年的电力供应紧张局面，业界人士呼吁，希望国家物价部门调整工商业用电价格。

　　而这背后，正是眼下“市场煤、政府电”所导致的僵局。

　　丘智健表示，发电成本要有效传递到终端用户手上，要与终端用户互动。“否则电价就会在发电端与消费端之间被挤压。电厂把一次能源转化成二次能源中的成本价已经很透明，但是资源价格涨幅传递不到位，现在都是一笔糊涂账。”丘智健说。

　　有业内人士指出，电价上涨所引发的系统性涨价问题应该由国家宏观调控来调节，就像油价一样，电价也应该市场化。“政府管是管不住的，凡是政府管的行业物价都会上涨，像医药、房地产、电力就是例证，而像粮食市场化后，就会涨涨跌跌；只要政府管，电价永远都会上涨。电价只有交给市场，才会有涨有跌。”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面上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依赖唯一的提价方法难以根本解决问题，应该还有其他办法。”丘智健说。

　　其中，对不同发电效率的电厂采用统一的配电标准(即发电权)备受业界质疑。高效率电厂面临着低效率发电量的尴尬局面。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外高桥三厂”)是电力行业内公认的低能耗、高效率的发电企业。按照常理，这样的企业应该多生产多发电，但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分配的发电数量的限制，外高桥三厂存在着严重的开工不足现象。该厂2010年度合同计划发电量是80亿度，而在这个基础上再多发50亿度电，是没有问题的。受限于发电配额限制，外高桥三厂去年只发挥了百分之六十多的生产能力，将近百分之四十的产能被闲置。据了解，发电配额相当于电厂拿到的发电权，拿到了多少发电权就能够发多少电。

　　“一些老电厂受历史遗留问题拖累，不分配它们发电额度就会很快关门。”业界人士无奈地说。

　　根据推算，让外高桥三厂多发 50亿度电，能节约30万吨煤，折合人民币近3亿元。截至今年5月，全国发电量10亿千瓦，其中火力发电占到约80%，煤耗13亿~14亿吨标煤。目前，全国装机发电平均利用时间为5000个小时，其中1000个小时闲置。有的因拿不到发电权，有的则是因为手中无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