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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几乎全部下行，欧洲、美国、日本，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巴西、南非都在衰退。中国经济也从2007年14.2%的增速降到去年6.5%，总体上大的经济体增速都在放缓。
　　我们不禁反思，宏观经济分析的视角是不是要进行改变？过去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暗含一个假定——人口增长稳定。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大都是总量性的，如货币政策、经济政策和供给学政策，都是平衡总供给总需求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以及解决失业问题。
　　今天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格局性变化？人口从高速增长向速度放缓转型，主要经济体国家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进入低增长，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增长，这是第一个格局的变化。第二个格局变化是技术进步在加快，影响着财富和收入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影响结构性的就业收缩扩张，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总体上未来是增加就业还是收缩就业，仍是未知数。
　　先谈第一个问题，人口再生产调解的市场是失效的。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存在着滞后20年左右的关系。也就是说，20年左右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决定20年左右后经济增长率定理。在研究中，我们总结了一个规律：当20年左右前生育率＞2.1、人口自然增长率＞0.75%时，20年左右后有潜在的高经济增长率，反之亦然。
　　因为新增人口是20年左右，成为劳动力，就业以后才拿到收入，变成有效需求，新增人口在刚生下来是潜在的需求，不能与货币结合。20岁左右以后要和货币结合，成长立业、买车买房等等，在需求侧：新进20岁左右人口×平均工资等收入×消费率=新增消费需求，产生侧：新进20岁左右人口×劳动生产率=新增GDP。
　　当人口增长率处于上行阶段时，潜在的总需求总是超前于潜在的总供给能力，也就是说新增人口，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率上行时，国民经济总需求边际递增，而供给能力的形成总是滞后于需求的增长，总需求旺盛，经济繁荣。相反，总需求边际递减的持续性生产过剩，新增人口，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率下行时，挣取收入的人口在收缩，另一头老年人去世，领退休金收入的人口减少，国民经济总需求边际递减，而供给能力的出清总是滞后于需求的收缩，总供给过剩，经济衰退，这时，萨伊的增加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失效。
　　当人口结构向着老龄转变时，将产生生产过剩。非劳动力低龄人口：消费价值规模增长、容易接受创造的供给，成为新需求的主力人口，经济主力人口的收入边际消费率高，老年人的收入边际消费率低，老年人去世，将房产和汽车等大宗资产和大价值耐用消费品遗留下来，使供给相对增加。 　　我们发现，市场经济有一个失效的部分。抚养成本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导致生育率一直跌到2.1以下，像日本、韩国、台湾，生育率下降到了1.3左右，新加坡都到了0.8，这些国家同时也搞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生育率往下跌导致了人类再生产本身发生替代收缩的不平衡，即政府干预和市场生育成本导致的人口收缩性的不平衡再生产，这一市场机制在长期过程中存在失效的方面。
　　如果人口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加上滞后20年左右，由于主力经济人口下行，总需求边际递减。递减后，原有的生产能力不能马上出清，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几百万，几百万乘收入再乘以消费率，就是减少的需求，但生产能力第二年不能马上出清，所以保持着常态性的过剩，这是一个我们学理上的发现。
　　第二个学理上的重新认识是GDP分配，如图，前面这个金字塔是阶层，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后面这个金字塔是分配，是向上流动的，资本和技术的分配率越来越强，但资本所有者和技术所有者收入的投资边际率很高，底下这块的投资边际率较低，导致下一个过程中，生产能力创造比较多，但消费品购买不掉，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人口率增长比欧洲要好，但美国为什么要衰退，除了它的人口也在下行，更大的问题是收入差距问题导致的生产过剩。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仅市场调节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也硬性干预了人口的增长。现在抚养成本太高，居民都不愿意生育，我们还搞了计划生育，双重力量进行调节。
　　城乡二元收入差距与消费不足传导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是另一个问题。财富在城市极端膨胀，农村土地资产成为僵尸资产，不值钱。户籍制度使农民未能市民化，收入和公共服务要差了很大一截。这是整个土地财富的模型，城里急剧上涨，农村是相对不行的。 　　我们分析了美国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主要是资本和技术所有者的收入向上流动和集中引起的，底下就是失业。但中国的财富集中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什么引起的呢？土地和房子。我们陆续会发表一大批数据，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各自内部基尼系数并不高，较高的基尼系数60%是城乡差距造成的。
　　所以中国问题不像美国资本技术集中财富传导的生产过剩问题，而是农民没有市民化，城市和农村的土地、房屋的财产溢价增值造成了巨大的财富和收入的差距。城镇居民的收入边际投资率高，边际消费率相对低；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投资率低，边际消费率却很高，而财富和收入，由于土地和户籍方面的征用管制原因，向城镇居民流动集中，农民有很强的消费需要，但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比城镇居民相对少。
　　如何解决中国的面临的问题：改变供给侧人口再生产条件，这是市场失效造成的，市场失效只有政府来弥补，没有上帝来弥补。如果有一种宗教，规定每个女同志一生必须要生2个多点的孩子，这是宗教在起作用。但宗教如果不起作用，市场力量又很大，这是市场失效，国家可以起作用，就是斯密讲的。弥补市场失效政府不作为怎么办？结果就是现在都不生了，第一，能不能把托儿所幼儿园办起来，免费的，生下来就替你养着，义务教育要延伸到入托，大学可以不着急，先把这些孩子们养起来。另外，房价要弄低，这个房价下生孩子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些给降下来，这是国家政策要解决的。
　　第二，过去我们扩大需求都是搞基建，搞基建就是资本。我们在东北财大学习的时候，学的是基建预算，那时候1亿基建投资可以转化4000到4500万工资，我前几天问了一下房地产商，1亿投资能够转化多少的工资？他说高铁这一类最多转化1500万，最多就是2000万，房地产就是2000万左右，如果以后精装修住宅发展以后，用的人更少了，投资的转化率转化不到消费上，因此财政政策一定要给教育，特别是让进城的居民把孩子带来，在城市里上学，不要形成那样多的留守儿童，政府要提供这样的教育公共服务，或者在消费溢出效应方面来进行投资。
　　其实我国的高铁、公路等都已差不多，城市已经超前化了，应当把钱用在人上，扩大消费，现在是寻找需求，不是创造更多的供给。这是两项需求侧管理。
　　关于滞后，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肯定不一样。滞后20年还是多少年，根据国家的不一样而不一样，但当你拿工资那一天，可能一个国家长一些，一个国家短一些，之所以选择20年，大概是20年这个线非常好看，是拟合的。
　　欧美增长的差距来看，确实欧洲是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比美国要差得多，但是美国的基尼系数要比欧洲高，我认为美国的增长速度低很可能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因，财富过于集中，创造的生产能力很强，但是基尼系数很高，相对消费的人口在衰退。
　　人口再生产，我认为人口有一个平衡点，假定现在人太多，我们要减一部分，这是个办法。但是硬减的办法是老龄化问题比较大。因为增长是增量问题，不是存量问题，增长速度肯定会马上下来，硬减的话20年后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当然人口保持在2.1%的生育率肯定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假设新加坡想从0.8恢复到2.1，估计没有50年是很难的。如果谈政府福利，我估计还是要差别福利，像欧洲一样，现在好像英国正在讨论是不是69岁退休法案，我不给你那么多的养老金了，你就自己工作，像欧洲、欧盟、日本、美国都是法定退休年龄67岁了，我估计中国闹不好就70岁了，因为中国实在是不够。现在的社会保障太复杂了。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公众号天勇看经济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