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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企业内外交困，一定量的产能退出不可避免，但一纸通知、一关了之的老办法弊端重重，“退路”能否走出新路？

　　市场、环保、行政三重重压，钢企迎来“最寒冬”

　　企业退出产能有被动也有主动

　　河北武安，河北省明星企业、邯郸市十强企业——普阳钢铁厂，从前热闹、红火的线材生产线，已经冷清了快3个月。“价格一直不好，生产出来就亏本，从去年11月开始，就干脆把线材这块停掉了。”企业生产负责人说。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钢铁业已经在盈亏生死线上连续挣扎了4年，时至今日，需求持续不旺、钢价不断下跌、矿价仍居高位。2013年1—10月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利润只有1.05元，很显然，靠产量增加摊薄成本的路也走到了尽头。部分企业已经在市场重压下主动选择停产。从钢材品种看，停产多集中在螺纹钢等附加值低的生产线上；从企业看，停产多发生在内部管理水平低、控成本能力差的企业。

　　岁末年初，河北唐山、邯郸分别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关停行动，拆设备、炸烟囱，强制拆除了一批已经列入淘汰名单的钢铁落后产能。淘汰名单上的其余企业，也都被执行高电价，企业成本高抬，也先后被迫停产。

　　按照国务院去年出台的淘汰落后产能规划，中国钢铁业5年内要压缩8000万吨产能，其中6000万吨落在钢铁第一大省河北。在同年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国务院再次强调了钢铁行业的淘汰落后产能以及产能过剩治理，明确提出2015年要再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对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务的地区，严格控制国家安排的投资项目，暂停对该地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办理审批、核准和备案手续。2016年、2017年，各地区落后产能淘汰政策范围更宽、标准更高，要再淘汰一批落后产能。

　　在邯郸、唐山，部分钢铁企业已经因环保不达标而停产。据了解，一个年产300万吨规模的钢厂，环保设备投入需要五六亿元，钢厂缺乏积蓄，银行收紧贷款，环保执法又空前严格，钢厂只能停产。

　　“在市场、环保、行政三重重压之下，钢企迎来了‘最寒冬’，眼下大部分企业还在咬牙坚持，少部分企业已经停产和半停产。如果困难局面持续不改、资金链持续紧张，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企业破产、整体退出。”河北省冶金工业协会副会长宋继军认为。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披露，2013年1—11月，纳入财务统计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实现利润161.8亿元(2012年同期为亏损7.56亿元)，销售收入利润率仅为0.48%，在全部工业行业中处于最低水平。虽然全行业实现扭亏为盈，但钢铁企业亏损面仍高达27.9%。

　　GDP贡献大、承载就业多，钢铁产能“向前走、难回头”

　　退出机制应重点考虑就业、金融、财税等制约因素

　　探索建立钢铁产能退出机制，早在2009年的钢铁振兴规划中就已经提出，化解产能过剩提出的就更早了。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钢铁产能“年年淘汰年年涨”，“淘汰落后”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推倒一座旧的小高炉，上一座新的大高炉”，钢铁产能不减反增。

　　钢铁产能“退路”为何这么难走？中国冶金规划院院长李新创分析，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令钢铁项目一方面对GDP贡献大、承载就业多，另一方面转产成本高。地方政府往往对其“一见倾心”，企业却是“进门容易、出门难”，钢铁产能只能是“向前走、难回头”。

　　人员安置，是钢铁产能退出首当其冲需要考虑的问题。按照河北省的任务安排，唐山市5年内要削减钢铁产能4000万吨，估算任务完成后，将有十几万人需要就业安置。

　　债务风险是钢铁产能退出需要防范的风险之一。“最不想让钢铁产能退出的是银行。”李新创说。当前中钢协会员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左右，贷款总额达到1.3万亿元。加上其他非会员企业，全行业债务总额可能超过2万亿元。在去年唐山市的关停行动中，对部分企业只能拆烟囱不能拆高炉。“高炉前几年就抵押给银行了，现在厂子停了，以后怎么处置，还不清楚。”一位企业高管说。在前几年的扩张式发展中，许多钢厂都将设备抵押给银行，以换取建设资金。“如果这些项目进入政府的淘汰序列，极有可能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李新创说。

　　钢铁产能退出，也不得不考量地方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当前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来看，钢铁产业仍是位于第二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的2.4倍。对于许多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地方，产能削减之后，如果没有新的产业补充，经济增长难免伤筋动骨，民生投入也会碰到无米之炊的尴尬。

　　李新创认为，虽然目前我国钢铁企业已经出现了明显分化，短期内不会出现大量破产企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但单个项目有可能引发局部风险，值得警惕，尽快制定出台系统的钢铁产能退出机制十分紧迫。

　　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钢铁行业的退出，用过去那种“一纸通知书、一关了之”老办法肯定行不通，钢铁产能的退出机制应该重点考虑就业、金融、财税等制约因素，李新创说。他认为，政府要对因钢企破产产生的失业、生活困难问题兜底，要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强化再培训、再教育以及就业指导，针对特殊困难人群要实施倾斜性的促进再就业政策；甚至可以考虑对在吸纳这类失业人群再就业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对于自谋创业者，也可以在金融信贷、税费减免、劳动用工等方面给予支持。中央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对退出产能适当给予金融支持，对退出产能集中的地区给予财政扶持，妥善处理好破产企业的债务问题及地方发展问题。

　　钢铁产能退出，政府有义务托底和防控风险，企业和银行也要承担一定代价，毕竟这是一种投资、经营失误，宋继军强调。

　　产能退出，不是简单地做“减法”，更肩负着促进转型升级做“乘法”的使命

　　行政式的老办法不能重复，要打破利益藩篱，实施以环保、能耗、技术水平为指标的退出标准

　　此轮淘汰落后产能声势浩大，国务院连续发文明确指标、督促落实。按道理，淘汰落后产能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推动行业转型发展，这对于环保水平相对高、产能相对先进的国有大型钢铁企业来说，是好事情。但在春节前的一次行业讨论会上，几家大型国有钢企负责人却表示担忧。

　　一位钢厂负责人说，最怕“一刀切”的淘汰命令再次出现。上世纪末的那一轮淘汰落后产能的教训还历历在目：为了完成全国限产的总任务，有关部门搞摊派，民营企业管不了，就给国有大中型钢厂压指标。许多大钢厂被迫淘汰了低端的线材生产，有的钢厂的棒材车间都被拆除了。不久房地产回暖，建筑钢材市场火爆，巨大的市场空间被民营企业快速抢占，国有大型钢厂只有看的份……而在市场需求刺激下，限产也成为过眼云烟。

　　对于行政式淘汰模式，市场已经给出深刻教训，老路不能走、也走不通了。

　　科学合理的淘汰机制，应当设立科学的淘汰标准，这个标准要以环保、能耗、技术水平为指标，而非行政摊派式的“一刀切”，也不能盲目以规模大小“论英雄”，李新创认为，“淘汰落后产能，完善退出机制，核心问题就是打破利益藩篱，政府要抵住GDP的诱惑，严格把好环保关、能耗关，该淘汰就坚决淘汰，不能姑息；只要满足了环保和能耗指标，无论规模大小，只要能在市场中生存，就是合理的。”

　　“产能退出应当是市场的优胜劣汰行为，退出机制最终要走向前所未有的市场调节机制，企业在高门槛、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优胜劣汰，进而推动行业良性发展。”宋继军说。

　　这种淘汰机制已经初见端倪。

　　与以往几轮相比，此轮淘汰行动中的环保压力空前加强。对于一直严格要求自己的先进企业而言，环保成本并不会有大幅增加，但那些环保欠账多的落后企业却遭到重创，有的被迫停产。“在环保成本方面，我国钢铁企业一直是不公平竞争，现在环保执法的加强，不但可以减少污染，而且可以迫使环保欠账多的落后企业退出市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李新创说。

　　更多的经济调节手段也在引入：对于列入淘汰序列的企业，许多地方都实行高电价、高水费，以抬高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

　　事实上，科学的退出机制，还有利于化解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低的矛盾。李新创介绍，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低，远低于欧、美、日的钢铁产业集中度，导致技术、管理、经营水平都提升缓慢，难以形成以大型优势企业为依托推进结构调整。

　　钢铁业内已经达成的共识是，产能退出，不是简单地做“减法”，更肩负着促进转型升级做“乘法”的使命。

　　我们也已经嗅到了行业良性发展的气息。“大多数企业都在咬牙坚持，在中高端钢材领域，拼产品质量；在低端钢材领域，拼成本控制。”宋继军说。很显然，这两方面都是在“补课”，也是企业生存发展、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