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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4日，全国人大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3月1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闭幕。在为期十多天的全国“两会”上，“实体经济如何扶植”“民营企业如何发展”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当现实照进梦想，当世界跨过金融危机的分水岭之后，我们企业家郁闷了。移民、跑路、自杀，这些与失败者联系在一起的词汇铺天盖地地笼罩在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身上。”3月9日晚，和讯网总编辑王炜在中国经济网与和讯网举办的“中经·和讯之夜”论坛上说道，我国政府需要迫切解决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问题，尽快开放资本市场，破除行业性的垄断，减轻税赋，并鼓励重塑企业家精神。

　　据数字100调查公司和讯网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现在我国民营企业已经超过了84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7.4%，贡献了50%的税收，80%的城镇就业，占GDP的贡献率也从改革开放开始的1%现在已经发展超过60%。但是，所遇问题也是显而易见，融资难，负担重、技术有待创新，管理模式有待图突破、企业家精神有待提升。

　　参加上述论坛的“两会”委员和代表认为，民营企业家对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评价走低，尤其是对法律环境和舆论环境的评价相对于经济和市场环境更低，都使其自身对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心存顾虑，并明显缺乏对企业发展信心和动力。

　　“中经·和讯之夜”论坛上，多位现届与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实体经济的回归”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做出探讨。

　　不论是在政策上为民营企业放开融资渠道，财政税收上减负，减少国企垄断，实行“民进国退”，还是精神层面上重提企业家精神回归和重塑，都需要当下的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提升，以及政府各领域改革。

　　“放、扶、逼、回归”做大实体经济

　　今年为经济工作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实体经济发展，特别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

　　“‘两会’政协会议的一号提案是关于实体经济的，这几天关于实体经济的讨论，关于实体经济的建议、提案、议案不断地出现，所以要反思这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在上述论坛中告诉《中国联合商报》记者，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提到小型、微型企业。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在今年的政协报告当中特别强调实体经济。高层的表态定调，都为实业致富，民营企业的发展制造了良好氛围。

　　在辜胜阻看来，目前民营企业面临三大生存困境：一是融资难，融资贵，尤其是中小企业。我国金融机构是国有垄断机构，很难向民营的中小企业贷款，因此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在目前根紧紧缩的情况下前所未有。

　　第二个困难便是“用工荒”和“两高一低”，表现为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用工成本大大上升以及“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大量的小微企业亏损。

　　另外，民营企业面对着越来越高的经营成本，表现为原材料、用工、资金、用地、节能环保、汇率等等，导致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成本大大上升。

　　面对这些困境，辜胜阻提醒，现在需要政府尽快要拿出对策并坚决贯彻执行，从而防范实体经济尤其是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具体的则是要做到“放、扶、逼、回归”。

　　“所谓是‘放’，就是放开垄断，一方面要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但更重要的是解决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怎么解决？必须打破垄断，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

　　“扶”，辜胜阻表示，通俗来讲就是要对民营企业，又起是中小企企业“减税、减费，减轻负担”。

　　“逼”，就是采用市场的倒逼机制推进企业转型升级。辜胜阻认为，现在说企业有两条路：一是转型升级向上走；二是海外拓展向外走。如果不向上走，向外走，企业就会被淘汰，向下走。现在解决金融危机上，企业海外拓展，海外投资的机遇应该讲也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红海”。

　　“回归”，就是要使资本回归国内，“变魔鬼为天使”，热钱为魔鬼，把它引进国内就是天使。“现在资本市场存在很多问题，官商勾结，红道、黑道，民间金融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它没有阳光化，是因为在地下的野蛮生长，解决民间金融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阳光化”。

　　辜胜阻表示，“阳光化”是最重要的防腐剂，资本放在“地下”就会野蛮成长，把它放在“阳光”下，则是利国利民。美国金融危机为什么会爆发，就是大量的延伸产品在地下没有人监管，我认为让民间资本从场外弄到场内，让民间资本可以做小银行。

　　“回归”方面，实现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非常重要。辜胜阻认为，现在银行的垄断性太强，竞争形态弱，必须提高金融的竞争性，让银行服务实体经济。

　　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健康环境

　　在今年“两会”上，有代表和委员表示，当前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除了民营企业家自身的状况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下“环境”不够好，政府必须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保育钧(微博)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民营企业的困难，第一是市场准入难，第二是融资难，第三是税负重，第三是权益保障，第四点则是得不到有效的机制保障。这四大困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再碰到金融危机，这些问题会更加突出了。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启动了“四万亿投资”，这在一方面，确实拉动了经济，起到大作用。但保育钧认为，其负作用不可低估，它在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旧体制自觉不自觉地回归，民营企业拿不到优质的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导致做实业非常困难。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难题，保育钧表示，必须坚决贯彻新“36条”，各个部委尽快拿出实施细则，真正放开民间投资的领域。同时要打破市场垄断，放宽民间资本融资的渠道，按照温总理此前要求的要把兴办社区金融机构作为缓解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让民间资本兴办小型区域类的社区银行。

　　另外，国有企业侵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保育钧认为，国家必须下决心进行，国有企业要改革，让其不与民争利，给民营企业让出发展空间。政府方面，应该加强改革，明确“非禁即入”的细分领域，指出哪些是禁止的，至于哪些行业，有什么标准，那是门槛，要给出一个明细的目录。

　　除了有外部体制环境的保证，保育钧主张民营企业也要“苦练内功”，加强制度创新，整合资源，走向联合，组建股份制企业。

　　“民营企业必须创新，要看到现在的形势变了，现在再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下子暴富，这时候民营企业应该要换一个思路。通过制度的创新，利用社会资本，组建股份制企业。”保育钧表示，这一点民营企业很难度过，到现在970万户民营企业，真正的股份制企业才3万多户，比重太小。

　　在经营创新方面，保育钧建议，民营企业自身不能光靠压低成本，而是要创造自己的品牌经营渠道。同时，要对使自己的企业拥有核心技术，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民营企业需要科技创新带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

　　调整税收和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

　　我国民营企业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税赋过重，融资困难问题成为当下探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绕不开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告诉《中国联合商报》记者，今年他的政协提案是建议我国尽快出台将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至2015年的政策。此外，还建议国家对符合产业政策的实体经济，应该予以基准利率，或者低于基准利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

　　“在实体经济里，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相对更多一些，而在民营经济中，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尤为突出。表现在成本上涨的压力不断的提高，企业所面对的税费负担过重，以及现在出口市场不景气，同时内需有市场还没有培植起来的尴尬境地。”朱建民表示，尤其是一些外向型的民营企业和中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在尚未成熟的形成市场小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

　　实体经济发展不仅仅关系到经济，首先还是关系到就业，关系到社会一次分配，以及提升内需的动力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因此，朱建民在今年的政协提案中，建议我国尽快出台将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至2015年的政策，优先减免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微企业。“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减半至2015年，建议符合产业政策的小微企业，应该给予全免的税负，降低优惠支持的政策。”朱建民说道。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的问题，朱建民表示，现在银行、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不仅仅是融资难的问题，另外还有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融资成本，基本上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之上上浮了20%、30%，个别股份制银行和一些中小企业，其融资成本上涨基准利率80%，甚至超过100%。”朱建民认为，如此高的融资成本，直接导致了我国中小企业在资金链中断之后很难进行资本的对接。

　　因此，朱建民建议国家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民营经济，应该予以基准利率，或者低于基准利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扶持。同时对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方向政策的产业，可以执行高于基准利率上浮的政策。对于符合产业政策的，应该低于基准利率下浮。

　　民营企业家要守法经营坚守企业精神

　　企业家的精神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浙江企业家，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的吃苦精神，以及“抱团打天下“的精神。在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总裁看来，这都是企业家的精神。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作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企业发展与市场管理冲突地方。但赵超表示，作为民营企业，一定要处理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变成当地的合法经营、解决民生的典型，以及当地的纳税大户。

　　因此，赵超认为，守法经营，遵纪守法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应该具备的最好精神。

　　“我们步长制药是典型的民营企业，现在应该有19年的发展历史。我们从1993年开始起步，1994年开始运行，刚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运行的初级阶段，在制药行业里，进入到制药行业的民营企业相对还是比较少。我们很庆幸从陕西起步，用专业去发展。”赵超表示，步长制药发展的历程证明了“守法经营”作为企业精神的重要性。当然我同意前面说的诚信、良知、能力的问题，这些方面我都很同意，但做企业是马拉松赛跑，能不能持续地发展，价值观和企业精神很重要。

　　作为企业来说，企业精神还包括企业责任。赵超表示，一家有企业精神的企业，应该合理的控制成本，并提供安全的，有效的，消费者愿意接纳的产品。

　　“从企业精神来说，我觉得除了前面谈到的之外，还应该有一种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精神，这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有关系。告诫企业家应该坚守实体经济。如果能坚守实体经济，这不仅是企业家精神，更是我们实业家一种精神所在。”赵超向记者坦言，当国家调节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企业坚守下去虽然很痛苦，但会创造一个更新的天地。

　　“营改增”试点扩容全国推广成重中之重

　　有消息称，继上海1月1日实施之后，北京将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下称“营改增”)改革。另据了解，天津、重庆、江苏和深圳也正在积极申请试点。

　　东北财经大学李晶(微博)教授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从根本上说，增值税是依据产业链条进行抵扣，其制度设计完全不以地域或区域为界，而区域性的试点完全违背了增值税的抵扣原理和制度优势，使得试点区域和非试点区域的企业税负完全不同并且直接影响上下游企业的计税因素，引起相关企业和行业的税负变化。因此，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改革应不拘泥和局限于区域。如何尽快扩大试点范围并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已成改革的重中之重。

　　引发行业税负变化

　　据记者了解，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同时印发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宣布于2012年1月1日在上海启动改革试点。

　　据中金公司估算，如果试点扩大到全国，试点行业的税负可能减少约470亿-700亿元。此前，上海市“营改增”改革试点是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设11%和6%两档低税率；其中，交通运输业适用11%的税率，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物流辅助和鉴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

　　据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透露，目前实行增值税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税率结构既有单一税率，也有多档税率。改革试点将中国增值税税率档次由目前的两档调整为四档，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性安排。今后将根据改革的需要，适时简并税率档次。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认为，现在的17%、13%、11%和6%四个档次不利于计算，可考虑把最低档和最高档再减少一点，即6%改为5%，17%改为15%，也可考虑5%、10%和15%三档。

　　李晶表示，一般情况下，商品的销售价格为企业销售利润、商品或原材料的进价、加工成本及税金的合计，在其他条件确定的情况下，应纳增值税额成为影响企业销售利润和产品销售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增值税征税范围改革后，相关行业的税负必然发生变化，并直接影响企业利润和未来发展。因此，在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改革中，必须考虑新增征税范围的行业税负变化问题。

　　亟待全面辅开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此前透露，目前，北京等地区上报了参加试点的申请，相关部门将密切跟踪上海市试点运行情况，总结试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将改革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

　　据了解，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相加是全国总税收的42%，前者是国税第一大税种，后者是地税第一大税种。但对于“营改增”的全面铺开，业界见仁见智。

　　有专家认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涉及生产、经营的各个链条，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进行试点，非试点地区与行业，尤其是周边地区会处于劣势，所以改革进程不宜拖太久。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院孙钢表示，区域性优惠政策会产生洼地效应，造成资金流向该地区，相当于变相排挤了外地服务业。目前很多省市试点积极性很高，这会推动改革步伐加速。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各地积极申请“营改增”试点，是地方政府的一种应急反应。上海已开始试点，这样必然会形成税收洼地，使得市场资源配置向上海流动。正是因为试点势必造成税负不公，所以“营改增”必然会迅速在全国铺开。

　　但另专家认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说是这一轮税改中的头等大事，也是第一大税制改革，其改革难度相比近年其他税制改革大得多。

　　刘桓认为，首先，增值税要有消项、进项的计算，只有对企业有实际意义才准确，不然改革就没意义了。这需要会计非常精确的核算。另外，管理上也要调整。建筑业中，沙石砖瓦，没有发票，这也要慢慢推行。另外，营改增全国试点，牵扯中央地方财政变动，财税联动，税务变化，财政也要有相应的调整，这个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要解决。

　　对此，李晶教授分析认为，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系下，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国内增值税中央分成75%、地方分成25%；进口增值税全部归属中央。营业税是地方税，除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保险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划归中央外，其他归属于地方。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改革如果改变税款归属机制，对地方利益影响较大。因此，在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改革中，必须考虑增值税新增征税范围的财政体制改革问题。

       同时，还必须考虑营改增引发的征管机构调整问题。因为，在现行国税、地税机构分设的体制下，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营业税中，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保险公司集中缴纳的中央收入部分(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其余地方收入部分由地方税务局征收。部分营业税税目改征增值税以后，必然面临着征收管理机构的调整与重新确定问题。